2016年《牛津英語詞典》把"後真相"評選為年度詞彙，這個詞代表著我們進入了一個情感為首而真相為次的時代。同一年，ONE實驗室成立，並設立了中國第一個媒體事實核查員職位，希望堅守非虛構寫作中的事實真相。本期全媒派（qq_qmp）采訪了中國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事實核查員劉洋，帶你了解在中國做一名事實核查員是怎樣的體驗。
唯一的事實核查員
在西方，新聞事實核查員曆史悠久。早在20世紀20年代，美國的《時代周刊》和《紐約客》就有事實核查員的雛形，40年代德國《明鏡周刊》創辦，檔案部門和實施核查員逐漸分開，到如今《明鏡周刊》已經是擁有世界上最大事實核查隊伍的傳媒機構。進入21世紀後，為適應互聯網對新聞時效性的更高要求，獨立的事實核查型新聞機構誕生，並在西方的新聞輿論生態中發揮著獨特的功能。
這些事實核查機構主要關注的領域是政治，比如2016年美國大選的時候，《華盛頓郵報》的事實核查欄目Fact Checker一句句地核查候選人的言論，並給出相應的匹諾曹指數。
由於國情的差異，事實核查在中國並未形成一個專門的崗位，采編者天然承擔了事實核查的部分工作。於是ONE實驗室也就成為中國首個設立事實核查崗位的媒體。
據ONE實驗室介紹：設置事實核查員的初心是堅持"非虛構"，不讓稿件出現錯誤或者一個十足受爭議的地方。從2017年ONE實驗室的第一篇特稿《飛越十三號室》到現在，所有ONE實驗室推出的特稿作品都是經過事實核查的。而事實核查員其實也隻有一個，劉洋。
在好友林珊珊的邀請下，出於對ONE實驗室團隊欣賞和事實核查崗位的好奇心，劉洋接受了邀請。
從新媒體工作者到事實核查員，劉洋坦言："從前的編輯工作讓我能夠預知一個稿子有可能出現哪些問題，更容易分辨是寫作手法的問題，還是采訪量不夠的問題，還是作者主觀的問題。"
事實核查員劉洋
後真相時代的事實守衛者
劉洋覺得事實核查員這份工作沒想得那麼複雜。因為事實核查員隻針對事實進行確認，不用對稿件的完成度負責，用她的話來說就是："這份工作就是一句一句看嘛，保證每一句沒問題就可以了。"但是"為真相而生"有時候並不容易。
尊重作者的主觀表達
《時代周刊》編輯EdwardKennedy曾在備忘錄裏對事實核查員的工作有過如下描述："在核查中要時刻牢記，文章的作者是你的'天然敵人'。他試圖想盡一切辦法蒙混過關。"
對於記者和事實核查員的關係，劉洋說自己的工作就是給記者"挑毛病"，但是不覺得存在這種"敵對"的感覺。她覺得事實核查員和記者是各司其職的合作關係，記者對稿件的完成度負責，而事實核查員則對事實的可信度負責。很多時候記者並不是故意寫錯，隻是大量的采訪內容讓記者在寫作的時候很難什麼都記得很準確。而事實核查員的工作就是把可能出現的疏漏避免掉，其實是一種規避風險的做法。
而特稿作者林珊珊也很歡迎事實核查員的加入，她說在之前的工作中也會重聽采訪錄音去核查信息，但遠沒有劉洋核查得細致。而劉洋的加入，也可以讓作者和編輯專注於稿件的方向、結構和語言的修改，而不需要糾結與信息源的問題。
每個人對人物的理解都不同。劉洋說她開始也問過："如果記者對采訪對象的描述和我對對象的理解完全不一樣怎麼辦？"組建ONE實驗室的李海鵬給出的答案是："要看作者是否在選取材料上以偏概全，如果沒有的話要允許作者有偏見，尊重作者的主觀表達。"
雖然有著這樣的擔心，但劉洋還沒有遇到過這樣的情況，一般采訪量足夠的情況下，這樣的問題是可以規避的。未來如果真的出現的話，解決方案可能是和其他的編輯還有作者一起討論。
以旁觀者的身份全程參與
事實核查的程序在稿件接近完成的後期才會啟動，但其實事實核查員從開始定題到最終成稿，每一個環節都是參與的。
劉洋說："ONE實驗室的每一個稿子都有討論小組，每一個討論組自己都會參與。在小組裏，事實核查員、記者和編輯會一起討論稿件的選題、走向和角度等問題。"
在選題階段，劉洋會了解作者選題的原因、角度和資料的收集。在成稿的過程中，如果遇到稿件修改比較大的時候，劉洋還會了解作者的修改思路。
但是真正進入事實核查的具體環節要到稿件信息大致穩定的時候。作者在交稿的時候，會把所有的采訪資料收集的背景資料還有采訪對象的聯係方式都發給劉洋，事實核查程序也就正式啟動了。
有的時候作者會和劉洋一起去回訪采訪對象，而劉洋則以旁觀者的角度判斷作者文章中對於采訪對象的描寫是否客觀。比如第一篇特稿《飛越十三號室》，劉洋和作者錢楊對文中母親鄒虹的采訪持續了8、9個小時，對於文章中關於鄒虹的描述一一核實。
雖然整個核查的程序隻有幾天的時間，但事實核查員劉洋其實是旁觀了整個稿件從定題到定稿的全部過程。
不同的稿件標準不同，各有困難之處
往簡單了說事實核查就是一句一句地看，但其實因為文章的類型不同，要麵對的信息也是不一樣的。而ONE實驗室從開始對於事實核查的要求就很高，要做到每一個信息都能夠找到準確的信息源，實在無法確認的信息就不能使用。
高標準背後是大量的資料搜集和對信息源的不懈搜尋。
有的時候雖然信息源看起來是可靠的，但還是不能放棄對信息源頭的追溯。劉洋提到在核查《傳奇古典謀殺的終結》那一篇稿子的時候，作者引用了大量的學術論文和罪案研究，在初稿裏提及了一個機器人和俄羅斯棋手對戰，機器人被人類激怒，向棋盤發電的案例。劉洋當時覺得這個案例很玄，但是好幾篇學術論文都有提及這個案例，就暫且相信是真的。在後來審核的過程中才發現這些信息都來自於一個小報，而且是以大量製造假新聞著稱的小報。劉洋又繼續深挖那個俄羅斯冠軍，也沒找到相關資料，於是判斷這個信息有90%的可能性是假的，作者就刪掉了相關的部分。
除了核實學術論文，稿件裏涉及的任何曆史相關的信息都需要核實，追溯到哪個朝代的曆史，就要去查看相關的史料。劉洋提到在核查《開封猶太千年尋家記》那篇稿子的時候，她發覺網上的數據有問題，最終一直查到了《宋史》和《太平寰宇記》。最終個別數據還是因為有爭議有質疑而沒有被寫在文章裏。
截圖自《開封猶太千年尋家記》by ONE實驗室文|張瑞
被問起遇到過最難核查的對象，劉洋說："有時候要警惕采訪對象滿嘴跑火車。"在核查《特朗普先生在整形醫院》的采訪的時候，劉洋隻是想問十幾個問題，但是采訪對象特別能說，每一個問題都講自己的情懷，後來發現采訪對象說的部分事實是假的。采訪對象說整形醫院給他頒發了一個證書，其實是信口開河，對自己私人博物館的描述也有誇張的成分。遇到這種情況的時候，劉洋覺得需要讓采訪對象拿出一個客觀的證據來。
截圖自《特朗普先生在整形醫院》by ONE實驗室文|荊欣雨
劉洋還遇到過方言的障礙。在核查《歲月不饒羊》那篇稿子的時候，錢楊的采訪對象是山西老鄉，裏麵涉及的方言劉洋並不熟悉：有一個詞是說一個人很恓惶，但是方言裏聽起來像"xi huo"（音）。因為有很多年輕人把用"熄火"來形容自己很喪，所以劉洋當時覺得這樣的翻譯沒有問題。後來兩個山西記者指出來說應該是恓惶。
不論是對於劉洋還是對於記者來說，這樣的錯誤前期都很難預測，要求的知識儲備量非常大，劉洋能夠堅持的就是對源點信息的一再確認，根據信息的重要程度選擇刪除還是谘詢更專業的人的意見。
事實核查的苦與樂
劉洋覺得事實核查的工作和特稿寫作相比並不複雜，這份工作帶給自己的與其說是成就感不如說是責任更多一點。在ONE實驗室的每一篇特稿中，都會把記者、編輯、事實核查員的名字分開寫，而事實核查員那一欄的名字就是劉洋。
在劉洋做事實核查回訪采訪對象的時候，采訪對象都會欣然接受，並覺得這是一個負責任的表現。甚至有一次劉洋在給《絕命深潛》的男主人公打電話的時候，他當時在忙，後來給劉洋回電話的時候已經是半夜12點多了。劉洋說采訪對象知道我打電話的目的之後顯得很開心，覺得ONE實驗室足夠專業，也覺得這是為他負責的一個表現，因為那次潛水事故之後，他受到了很多非議，對於這次的寫作是否準確，采訪對象其實也很在乎。
有的時候，事實核查的程序還會帶來對采訪對象進一步的了解。在《飛越十三號室》的核查程序中，孩子的母親看了最終的成稿。劉洋說："可能是因為采訪對象從來沒有站在另外一個人的角度看過自己，當看到別人對自己的客觀描述的時候，會在情感上不好接受。"那位母親看到稿件的反應是和兒子對峙，她有要求對稿件中的表述進行調整，也給出了自己的解釋，作者對於她的要求有選擇性地進行了調整。
劉洋記得很清楚，寫稿的記者錢楊在回訪之後，夜裏又對稿件進行了最後一次修改。鵬總很喜歡最後修改過的稿子，說"最後這個版本是最好的了。所謂'理解之同情'，總是建立在更細膩的事實和更好的認識的基礎之上的。這篇稿子從一個很差的故事基礎開始，最終做到這個程度。這是廣泛悲劇中的一點善意，也意味著我們為什麼而工作。"聽到鵬總這樣的評價，讓劉洋覺得很感動。
劉洋覺得事實核查員的工作很有意義，但是目前所知這份工作在國內隻有獨一份。所以有時候在回訪的時候，她會說自己的身份是編輯，因為采訪對象可能對事實核查員不夠熟悉。
至於事實核查員缺乏的原因，劉洋提到組建ONE實驗室的李海鵬說：現在內容生產產業，最在乎的其實是運營。新媒體起個標題都在盡可能地標題黨。而ONE實驗室的模式可以說是又精又貴的，在國內這樣的模式非常少，也很少有機構會想要設置一個崗位去做事實核查。
劉洋（左）和林珊珊（右）
即使沒有人商量如何去做，能借鑒的隻有國外的論文和資料，即使在短時間的未來，中國可能也不會出現第二個事實核查員，即使在中國沒有這個土壤，整個行業更重運營，劉洋還是想要做到最好，做到足夠細致，堅持對事實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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