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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7月31日星期一

講稿|吳強、任劍濤:全球化時代的新民族主義浪潮

《東方曆史評論》微信公號:ohistory


"冷戰"結束後,人們信心滿滿地宣稱促進民主的傳播能帶來穩定與和平,然而戰火和衝突、流血和屠戮依然持續不斷。盧旺達大屠殺、科索沃戰爭、頻繁發生在印度和高加索地區的族群衝突始終刺痛著我們的神經。


為什麼民主化常常導致民族主義衝突?為什麼有時衝突又沒有發生?為什麼國際社會的介入反而使衝突不斷升級?美國政治學家傑克·斯奈德所著的《從投票到暴力:民主化和民族主義衝突》以上述三個問題為核心,深入研究了民族主義的四個經典案例:曾處於曆史轉折點上的德國、英國、法國和塞爾維亞。他指出,民族主義狂熱和族群暴力並非源於敵意文化間的"古老仇恨",而是由於精英階層為維持現有統治秩序所做的冒險決定。成熟的民主國家間傾向於避免動武,而正在向民主化轉型中的國家在民族主義狂熱麵前則異常脆弱。


《從投票到暴力》成書於上世紀90年代,"本書重新審視了人們普遍接受的觀念,在政策製定方麵具有深遠意義"(福山評語)。如今,在新的全球化背景下,我們似乎迎來了新一輪民族主義浪潮,這股浪潮與恐怖主義、經濟危機、難民危機等交織在一起,帶來了更複雜的困境。不僅是發展中國家,發達國家國內社會也麵臨嚴重分裂,這直接促使各國民族主義與保守政黨興起。


本文整理自東方曆史沙龍(124)全球化時代的新民族主義浪潮,東方曆史評論和三輝圖書、鳳凰網讀書會聯合主辦。嘉賓為清華大學政治係教授任劍濤老師與《從投票到暴力》一書的譯者吳強老師。



吳強:謝謝大家在周末的晚上參加這次沙龍,也感謝任教授今天過來捧場。去年我和任老師一起主持了新書《民主的陰暗麵》的活動,沒想到今天又和任老師一起討論這本《從投票到暴力》。這兩本書的名字聽起來有點相關,但還是有點不太一樣。我覺得這本書現在出版恰逢其時,雖然這本書對很多問題不一定有正確的答案,但是至少有一個回應。我們在談論南海周邊國家民族主義興起的時候,我們在談論東北亞民族主義對抗、以及中國的新興民族主義怎麼卷入到這個地區的糾紛當中的時候,似乎在某種程度上都在印證《從投票到暴力》中很多預見性的結論以及分析。


一個國家在民主轉型過程當中,何以從投票開始,以暴力的方式來結束?這個暴力有時候是內部的民族主義衝突、族群的衝突,有的時候是對外衝突。本書對這些問題的思考有一個大曆史的貫穿,在談論民族主義的時候從法國大革命時代開始,包括公民的民族主義、革命的和反革命的民族主義;再到納粹時代的興起;再到巴爾幹危機,也就後共產主義國家轉型過程中出現的問題;也包括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的民族主義衝突,如盧旺達1996年的種族仇殺。本書的時間跨度長達200年,重點集中在20世紀,目前真的很少有類似的政治學家願意來處理這樣一個大跨度的問題。雖然近年來有一個小的熱潮,例如《人類簡史》等等,但是真正做轉型研究和曆史研究的學者,現在不太願意處理這麼大的曆史跨度。這本書卻處理的很好,而且它的解釋從個案到整體框架都很清楚。在這個意義上講,這真的是很難得的一本書。


對於民主轉型過程中出現的問題,比如轉型的條件問題。我們常常認為隻要轉型的機會已經熟透了、爛透了,我們就先轉型再說,先革命再說,第二天的事情交給第二天的同誌們去處理。是不是應該這樣?這本書提出了很多前置的條件,比如說公民社會的成熟,比如說觀念市場的問題,比如說在這個過程當中對於觀念市場分割和壟斷的問題。接下來我們請任劍濤老師談談他對這個問題及這本書的理解。


任劍濤:我不是這方麵的研究專家,但可以談一下對這本書的體會。這本書是在汗牛充棟的民主轉型和民主鞏固的話題當中的一本新銳之作,目前還算不上經典,影響力也不如《民主的陰暗麵》。但是這本書有它的價值。剛剛吳強的定位非常準確,雖然這本書在寫法上並不見得比一般的民主轉型、民主鞏固或者大的比較政治的學術脈絡更新穎,但如今在比較政治的大視角中,願意去得出宏觀結論的研究越來越少,而這本書是想得出宏觀結論的。


從宏觀結論來說,這本書給我們傳達了一個非常矛盾的信號。一方麵作者強調民主轉型、民主鞏固以及大的民主化過程在全球是不可逆的。另一方麵,對那些沒有進入正式的民主轉軌的人群來說,這本書好像傳達了一個信號:民主是一件很危險的事情,我們寧可不要選票,以除卻暴力的根基。所以它的矛盾就在於,一方麵它是為全球民主化立言,另一方麵它傳遞給那些對民主躍躍欲試、充滿幻想,把民主作為理想的政治生活方式的民族和國家的一個信號:民主原來這樣可怕,你隻要一轉軌就完蛋了。剛剛吳強老師特別提到了去年我們討論過的邁克爾·曼的《民主的陰暗麵》,這本書正好是對邁克爾·曼的推進,而且在書中作者明確提出了對邁克爾·曼一些意見的商榷。這兩本書大家如果有興趣可以對照來讀。


民主轉軌有兩個大的參照係,一是相對於整個古代專製統治的民主轉變,二是相對於不成熟民主或成熟民主的民主鞏固。邁克爾·曼可以說處於這本書研究的前半段,前一種轉軌他寫得非常多,因為民主的前提是首先製造一個民族國家。邁克爾·曼強調,民族國家的製造會帶有很多血腥。其實斯奈德這本書也特別強調了這一點。一個專製國家的民主轉型,其早期必須要製造一個踐行民主的民族,以此為基礎製造一個國家,這就需要清除民族的異己分子。不過斯奈德這本書更多的是談民主轉型開始的時候,對異己分子或者是對敵人的定位,因而在投票當中發生的一些分化。邁克爾·曼則特別強調造就單一民族之時的大清洗或大屠殺。


實際上,"民族"是非常新鮮的事情,而且政治含義是極為鮮明的。與國家聯係起來的這個民族,政治學上稱之為"國族"。國族的出現是很晚近的事情。如果我們把這個起源給攔腰斬斷,而不去無窮追溯,基本上可以說國族是18世紀啟蒙運動的結果。追溯起來,民族的純粹性是一個無法稽考的問題。最新的研究表明,從人種學上講,華人(至少其中一支)是亞洲的土著和歐洲的尼安德特人雜交的產物;從中華民族的形成史來看,北方的少數民族不斷南移,南方的少數民族混雜居住。如果一個人執意刻畫一個純種的中華民族,那實際上就是在製造政治糾紛。如果人們硬要在純粹民族基礎上建立相應的國家,並且以此作為推行民主的前提條件,就必然造成一種悲劇性的結果。邁克爾·曼主要就這一方麵寫了那本很厚的《民主的陰暗麵》。


斯奈德這本書則強調的是,假設我們在進行民族建構的同時推進民主政體建設,這個時候,人們必須訴諸投票行動。投票者可能隻是部分選民,就像普魯士在推行民主的初期,具投票資格的僅限於男性公民。其實英國早期的選舉也主要是男性公民。在民主選舉中,各個精英團體得去競爭選民。競爭選民的時候,由於經濟發展的先後順序、製度發育水平,以及精英集團的利益兼容性不同,不同政治組織在爭奪選民的時候,優勢精英利益集團和弱勢精英利益集團就會盡最大努力爭取選民手中的選票,並在這個過程中形成了特定的政治結盟。比如書裏特別舉到的德國案例,"鋼鐵"——新興的工業精英和"黑麥"——傳統的農業精英,他們的聯盟形成了德國最具強大影響力的政治同盟軍。


斯奈德把動員選民的模式分為兩種。一種是大眾控製模式,一種是精英說服模式。但是在民主早期,要有效控製大眾是很困難的,所以主要還是精英說服模式。實際上精英說服模式是成熟民主社會的用語,在非民主情況下的說法應該叫"精英欺騙模式"。在早期民主中,民主往往不太成熟、不太健全,精英集團又努力地區隔傳媒的受眾。這個時候,整個國家即使在形式上形成了統一的民族國家,但實質上民族內部的普通成員和精英成員是相互區隔開來的。這本書當中就特別提到,在一個國家明顯缺少能打通各個精英集團或族群-群體集團的政治意識、製度安排和大眾媒體的情況下,大家實際上是被割裂開來的。民主投票勢不可免地成為一場場政治爭奪戰。精英說服之成為這本書的重大主題,也就可以得到充分理解了。


在早期民主階段,精英們都認識到,利用民族主義來說服大眾,是進行民眾動員和競爭選票的最好方式。與此同時,精英們又想把那些渴望成熟民主的大眾欲望就此打住,從而無需為民眾負責。早期民主的悲劇就此浮現出來了——精英以人民的名義、民主的名義贏得選票,但卻不打算為人民、為民主承擔任何責任。民主變成赤裸裸的爭奪選票,分散地被各政黨爭奪到的選票,將人民也就分割開來了。政客承諾的"我們向人民負責",變成一個抽象的概念。一旦人民轉變為憲製法律意義上的公民,政客與公民間的博弈,會讓權利和權力互動起來,民主製度之走向成熟方為可期,但精英集團是非常畏懼這樣的格局的。


於是問題出來了。僅僅為爭奪選票的初始民主,必然會陷入分化一國政治力量的僵局。不同政治勢力會在國內製造敵人,以求團結同誌。比方說納粹的第三帝國,斯奈德自然不是把它作為典範,而是把它作為一個特殊的精英說服模式來處理。從類型上講,斯奈德以一戰前的塞爾維亞作為"族裔的民族主義"的典型,我對塞爾維亞不太了解,所以不敢評論。其實這個類型用來說明德國,倒是更為恰切:德國在威廉皇帝之前,可能就是典型的反革命民族主義。


書中列舉了兩個重頭人物,一個是訴諸文化和語言來進行民族認知和民族動員的赫爾德,大家知道他是文化民族主義興起的極為重要的人物。今天中國大陸"新儒家"所宣示的民族主義,就跟赫爾德是一路的,表麵上比較開明,政治上也不是特別專斷。但文化民族主義或者語言民族主義的排斥性是非常強的。就像吳強老師是閩南人,閩南人這個大族群中一個重要的構成部分就是廣東的潮汕人,我一見到他們,就頭大了。為什麼呢?因為他們一講話我就暈,比聽英語還困難。吳強老師就特別自豪,說他們的方言保留了中古音,我這個四川人馬上就有一些"野蠻人"的感覺。所以你想,赫爾德這種語言民族主義,排斥性是在明顯不過的。但是這種排斥性沒有訴諸國家權力的時候,其政治威脅性還不是太強。


另一個是經濟學家李斯特,他是《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係》一書的作者,是貿易保護主義最係統、最早的闡述者。他認為為了保護國民的利益,我們不能用自由貿易的方法讓別國占我們的便宜,我們要把我們自己的好處留存在我們的國內,由我們民族自己來享受。文化保守主義、貿易保護主義這兩種力量再加上普魯士國王與德國皇帝的政治主張,塑造了德國的保守民族主義氣質。隨後德國的軍國主義崛起,鋼鐵和黑麥這兩個利益集團的結盟,更強化了德國抵製現代民主的保守理念。民族主義最典型的哲學形態就是德國古典哲學,可能斯奈德對這些東西不感興趣,所以他壓根就沒討論黑格爾的國家主義崇拜。實際上我認為黑格爾的國家主義崇拜就是整個德國保守主義最經典的理論表達。這樣的一種反革命的民族主義後來就走向了希特烈的種族主義,種族主義是族裔民族主義的一種細分。


另外一種革命的民族主義動員方式,典型例證是法國。斯奈德所舉的這類例證主要是1789年的法國,這是兩百年前的曆史事例,他對法國後來延續性的革命民族主義,關注是不夠的。斯奈德所期待的民族主義理念是什麼呢?是公民的民族主義,其實就是英美那種樣式的民族主義。斯奈德本人作為一個英美後裔做出的這一斷言,頗有些自我表揚的意味,搞得我們中國人很容易爆發一種因民族情緒而產生的排斥感。所以我覺得斯奈德對英美的公民民族主義的稱頌有些自賣自誇的味道。


但有一點與事實相符,那就是斯奈德認為從英國成長起來的公民民族主義,有一種把民族情緒溫和化的功能。他的理由很簡單:其一,這和經濟發展的先後順序有關,由於英國從來沒有產生土地貴族對新興工業貴族的排斥行動,因此足以化解對峙性的族群關係。按照馬克思主義的曆史學家霍布斯鮑姆在《工業與帝國》中的分析,英國的工業化是非常幸運的。第一,它的水準很低,我們現在一般會幻想英國工業革命多麼了不起,其實並非如此。紡織革命讓每個家庭都能夠開一個家庭作坊搞紡織工業,而且土地貴族華麗轉身也能賺到大錢,因此非常漸進沒有排斥性。按照麥克米蘭的描述,英國工業革命最順暢的發展就在於城市從來沒有排斥農村,因而英國貴族也從來不認為住在農村就是一種羞恥。這與中國工業化相伴隨的城市化大不一樣。英國基於公民民族主義的現代建國和民主進程,沒有強烈的族裔衝突、城鄉衝突,因此經濟、社會與政治發展就較為和諧,不像德國、法國那樣。


我認為斯奈德偷懶的地方在於到第七章談論出路的時候,引了我頗不讚同的波蘭尼的《大轉型》。《大轉型》針對的對象是二戰以後德國和日本,並就此申論人類的問題。斯奈德模仿這種口吻說,現在的俄羅斯和中國呈現的恰恰是同樣的問題。對此我們有理由表示不忿,他對中國怎麼能像對德國和日本那麼擔心呢?不過你瀏覽一下中國的軍迷網,就知道斯奈德這樣的擔心是有一定道理的。因為我們的軍迷基本上天天在網上打仗,而且天天都在口頭上打勝仗。從學理上講,《大轉型》裏頭最重要的概念在我看來是難以成立的,"脫嵌"所指的市場經濟從社會中脫離出來,因此導致混亂。作為一個分析概念的"脫嵌"是可以成立的,但作為一個事實指認概念的"脫嵌"則完全無視了市場經濟的存在狀態,社會實際運轉的一切因素從來都是嵌套在一起的。斯奈德也擔憂,民族主義走火入魔,跟民主進程"脫嵌"。斯奈德此說,完全模仿波蘭尼,缺乏起碼的原創性。但是他指出了民主遭遇民族主義後的關鍵問題。如果世界上的大多數國家都像德國、日本那樣,仰賴國家力量快速實現工業化,而且是重工業化,那麼就很難處理好民族主義與民主進程的關係。大家知道,重工業化和輕工業化孰先孰後,一個最大的區別是,重工業技術難題比較多,技術含量比較高,排斥性比較強。通過重工業實現工業化很容易走向一個國內階層區隔、國外樹立敵人的境地。民族主義輕而易舉地成為這類國家對外發動戰爭的理由。重工業優先的工業化常常伴隨軍國主義,軍國主義常常催生排斥性的民族主義,民族主義與民主就此構成一對衝突組合。如果勉強承認"脫嵌"這個概念的正當性,可以用之解釋德國和日本快速工業化,讓整個工業體係與舊精英的矛盾尖銳化,舊精英動員民眾給他們投票就非常困難,新精英則可以利用新舊精英之間的疏離,用一套似乎全新的說辭爭奪選票。政治的高度緊張讓分裂的精英分別說服民眾,整個社會便會陷入相互隔離的狀態,民主的危殆事屬必然。


斯奈德著重分析的德國案例值得重視。在德國邁向民主的進程中,初期一個觸目的政治現象是,左派、右派和中派精英分別有自己的精英說服工具,也就是分屬於他們的大眾媒體(如報紙)。但這些精英群體和他們各自的媒體之間,互不通氣、互不往來。左派精英及其媒體,比較幼稚好笑,從來不告訴受眾德國社會的事實,他們隻負責灌輸給他們既定的意識形態教條。社會民主黨是德國的最大黨,比所有的民族主義政黨都要大,工人階級支持社會民主主義,但是後來工人居然跟納粹德國跑了。左派群眾怎麼被極右政黨拉跑了呢?原來是因為這幫工人閱讀社會民主黨人的報紙得不到任何新聞,他們隻好到極右派報紙那裏去找新聞。當時德國的民主進展激發了大家關注國家事務,對時事消息是特別在意的。於是主要刊載新聞的右派報紙便受到左派群眾的青睞。自由派及其報紙的狀況跟左派差不多。自由派報紙的讀者,據信60%以上投了希特勒的票。


讀者朋友們千萬不要自信,以為自己在大眾媒體麵前可以穩得住,即使像我這個政治學教授,都一定穩不住,會受到大眾媒體的誘導。微信上發一個令人憤慨的消息,我馬上也很惱火,會拍案而起,但一拍案你就沒腦了。在精英說服襲來的時候,民族、民主都成為工具,容易讓人產生分裂。倘若缺乏打破受眾群體區隔的統一性媒體,便會造成一國之內公眾的凝固性對峙。公眾一對峙,相互誰也說服不了誰,出路便隻有一個,那就是最激進者、也就是最煽動人心的人輕鬆掌權。無論是在族裔民族主義,還是革命民族主義、甚至是反革命民族主義的政治情景中,最後都是激進者勝出。像斯奈德提及的法國,在法國大革命的革命民族主義激情躍進的時候,吉倫特派掌權的效果本來還不錯,但激進的雅各賓派一上來,吉倫特派隻好拱手讓權,法國因此陷入激進政治的砍頭遊戲,成為革命民族主義的政治實驗樣本。


無論是革命的民族主義、反革命的民族主義,還是族裔的民族主義,最後都會訴諸激進的政治觀念。原因很簡單,在一國之內的人群,被不同政治精英集團的說服切割開來的情況下,對受眾最有說服力的意識形態當然是激進化的。法國革命時期,雅各賓派就是靠一件法寶使法國激進化的,那就是宣傳小冊子。這些小冊子從來不訴諸理性的論證,而訴諸政治情緒的發泄,特別具有煽動力,讀者很容易被煽起相應的情緒來,一時衝動成為政治變革難以抗拒的動力。從政治史的角度看,在分裂的公眾麵前,凡是理性的政治話語從來是沒有力量的。因為理性的政治訴求總是在諸種極端的政治主張之間尋求邊際平衡的,這樣的妥協之思,自然不會具有煽動公眾、激化情緒的效用。現代德國早起的自由派便處於這樣的尷尬狀況,既然無法應和公眾情緒狀態去說服公眾,公眾自然就不會信從你。逐漸陷入反革命民族主義的德國之悲劇命運就此注定。


德國的悲劇從其三次準殖民地遭遇就可以印證。腓特烈大帝促使德國崛起之後,到俾斯麥統一德國,在這中間做了一次法國的殖民地,那就是拿破侖對德國的征服。後來威廉二世發動一戰,一戰失敗又做了一次準殖民地,德國的工業區被劃給其他強國,尤其是法國。這樣的經曆如果被刻意煽動起來,德國人可以變得群情激憤。納粹之所以輕易就能發動二戰,就是因為他們煽起了德國人受辱的民族主義情緒。納粹德國把反革命民族主義的動員方式祭出來,讓德國公眾覺得他們受到了其他國家的欺辱,群情洶湧,成功說服公眾將選票投給推崇暴力的納粹黨。雖然納粹黨在選舉中獲勝,成為德國最大政黨,但是它在議會中僅占三分之一議席,是納粹公然取締其他政黨,而讓自己成為德國唯一的政黨。納粹借助民主投票的說服過程,確實迅速崛起,讓德國的國家力量一時顯得無比強大,讓公眾興奮莫名:納粹德國舉辦1936年奧運會的時候,開幕式現場的體育場能容納10萬觀眾,數萬從來沒有經過訓練的人眾,同時起立歡呼希特勒入場,全場那個整齊勁兒,簡直讓人驚歎。這讓人充分意識到一種極端意識形態的政治動員能量,在民主選舉時公眾達到這樣的癲狂狀態,人們就可以看出投票行動演變成暴力行為的恐怖趨勢。在德國各精英集團各自采取敵視的方式分裂公眾的情況下,公眾很難做出合理的政治判斷。德國的第三次準殖民地經曆的悲劇,就此注定。



就後發國家而言,民主在兩個端點上的統治效果是可以預期的:完全沒有民主的時候對公眾是很好統治的,民主成熟的時候國家也很好治理。但在民主剛剛起步的時候則很危險。比如德國民主肇始之際,有一個幾乎是擺設的帝國議會,它沒有實權,是舊貴族們在控製秩序。但是後來社會民主黨這個左翼在帝國議會中成了多數,舊貴族就緊張了,擔心他們通過民主的方式把自己的權奪了,於是政治鬥爭便開始了。這給人們一個重大啟示,就是舊貴族和舊統治集團,以為民主還不可能由反對者掌權的時候,可以非常從容地實行"民主",一旦發現喪失統治權的危險,"民主"便會驟然收場。在民主的起始階段,民主製度不會成熟,精英說服同樣也不會成熟,精英與大眾的關係便成為精英說服者致力隔離大眾的狀態,在公眾相互間缺乏溝通而難以認同理性說服的情況下,民主就很容易異化為極端政治。這就如斯奈德指出的,一國經濟發展的狀態、製度的程序設計、社會現狀的合理程度,媒體的發育水平,綜合地決定了公眾和政治家政治行動的水準。


斯奈德通過四個類型民族主義的分析,得出一個促進民主發展的基本結論,就是致力化解民族主義張力以促使民主轉軌,避免民主投票陷入精英操縱,免除落入從投票到暴力的演變窠臼。伴隨民主投票而起的精英說服,實在是需要有效約束的,否則可能引發暴力等複雜政治狀況。像希特勒納粹德國的興起,就與民主投票的精英說服方式密切相關:當納粹"精英"致力營造一個全麵樹敵的政治氛圍,讓德國人意識到明確內外敵人的極端重要性時,納粹的斷送民主、實行政治專製,也就在意料之中:從納粹早期對殘疾人的清除,到後來對猶太人的最終消滅,國內族裔衝突問題的解決方式便完全喪失了民主性。在國際環境不利的情況下,納粹致力樹立讓德國人感到驚恐的外敵形象,促使公眾群情激憤,全麵戰爭就勢不可免。


為了避免重複出現這樣的狀態,斯奈德開出了自己避免民族主義衝突的方案,如對族裔民族主義的多數霸權的看重、實行旨在化解族裔衝突的族群區分、聯邦主義的製度安排、少數族群向多數族群的文化認同、分享權力和建立跨族群聯盟、在觀念市場上向民族主義迷思作戰等等,都是成功管理族裔民族主義的策略。至於向下降精英群體提供安全降落傘、在經濟社會發展中助長有利於自由民主的政治運動、富有耐心的推進民主化進程,則是化解其他形式的民族主義的有效策略。而良好的國際環境,是推動民主化國家轉型即民主鞏固的必要條件。總的說來,以公民民主的發展矯正族群民主的偏失,是避免因投票引發暴力,且有力推進民主轉型的總體思路。


對於斯奈德開出的化解民族主義妨害民主轉型的方案,我是感到遺憾和不滿的。


首先,斯奈德將民主轉型視為"應當",但這種為民主背書的態度並沒有相應強勢的論證支持。他"脫嵌"論,致力讓人們相信經濟發展、政治民主與自治社會是可以高度吻合的。精英的選舉動員需要納入一個統一的公共空間,不能讓不同精英說服來分裂公眾。通過這類"應當",斯奈德試圖讓人們堅信民主轉型並不會注定跌進民族主義的陷阱。但這並沒有解決其實他所許諾要解決的問題。他許諾要解決的問題應該是什麼呢?首先,民族作為一種值得期待的現代政治政體,它為什麼值得期待?斯奈德的結論更像是一個信念表達,而不是事實推導,事實上他是無法從他例舉的案例中推導出這一結論的。政治科學家們扮演政治哲學家絕對吃力不討好。斯奈德不能超越他所分析的四類個案,一旦他超越個案得出一般結論,他就將事實認知與比較分析的方法論轉換為價值背書的套路,其得出結論的可靠感就明顯變弱了。


這是美國政治科學家的共同困境——福山的《現代政治秩序的起源》和《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也在同樣的困境中做困獸鬥;他的誌向,是在一個衰敗的自由民主立憲政治的現狀中,盡力為之辯護,同時極力拒斥集權國家的發展套路。他一麵認為曆史終結論沒錯,錯的是曆史本身,我們必然還是要走向民主的;另一方麵也為民主的低下效率而焦慮。結果是兩頭不討好,兩相抵消,完全沒有為民主提供新的辯護。他不像當年米塞斯、哈耶克那樣,盡管他們也是以經濟科學家扮演政治哲學家。但他們是直接訴諸信念式的論證告訴人們,自由市場經濟乃是唯一值得信賴的經濟—政治形式,所有旨在取而代之的集體經濟-政治形式都無法實現其雄心。事情就是這樣,你信也得信,不信也得信。為什麼?你不信就會受罰,不信就討教訓。隻有這樣才能去說服公眾,因為公眾是期待要有個結論的。


第二個遺憾是,這本書本身分析的框架結論在我看來有主題先行之嫌。政治科學家應該通過個案分析引導出具體結論。但這常常無法滿足政治科學家的理論雄心。因此,無論是福山、邁克爾·曼還是斯奈德,他們的論述進路無一例外地都是首先拿出一個強勢的分析框架,在枚舉數個相關案例,最後設計一些解決他們在導論部分設定的問題的方法,將相關結論亮給讀者。讀者如果驚呼上當,實不為過。既然斯奈德在書的導論部分已經提出了全書結論,然後因應於民族主義的四個類型舉證四個個案,作者是不是刻意尋找這四個個案來印證其結論而已?全世界兩百多個國家和地區,均可以構成一部書的作者設定的類型學和強勢結論的可選個案。作者為什麼不統計一下兩百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大致情況,玩一下流行的大數據分析,在此基礎上再得出相應的民主背書答案呢?人們認為斯奈德此書在方法論上比較陳舊,還是因循個案和個案比較分析來得出一般結論,可能就是基於對斯奈德主題先行的著述進路所表示的不滿。這是民主轉軌和民主鞏固當中比較政治研究的老套路,這個老套路總是使得人們有一點"不解恨"的感覺。如果說讀者對他是持左派立場,就會說資產階級、無產階級到哪兒去了?現在的全球化最關鍵的是全球資產階級剝奪全球無產階級,你都不用階級分析的方法,左派會一下子跳出來反駁斯奈德。從右派的立場來說,斯奈德對自由民主政體一不做信念伸張,二不做全麵描述,三僅做個案分析,其普遍結論肯定是不可靠的。斯奈德的研究一定會遭遇左右不討好的窘迫。


第三,《從投票到暴力》對早期民主的投票行動中形成的精英分裂式動員、說服以及衝突是如何直接導致了暴力,並沒有一個過程性的直接描述與分析。與其說這本書直接刻畫了從民主投票到民族主義的暴力衝突的緊密相關性,不如說作者一直隻是在暗示,在早期民主,也就是民主轉型的初始階段,由於民主的動員方式產生了以人民的名義統治、而又不讓人民享受充分民主的悖論,進而催生一種以人民的民主統治卻不向人民負責的悖謬政體,因此民主與暴力便關聯起來。如果讀者是一個狡詐之人,馬上就會詰難斯奈德:你別暗示我了,你跟我明確說,德國三次戰爭是怎樣由投票走向暴力的?斯奈德似乎對之完全缺乏分析。尤其是可能最能印證斯奈德預設結論的第三帝國個案,作者僅僅以短短幾頁的篇幅就給打發了,這不能不說是一個遺憾。


斯奈德


吳強:任老師說得太好了,以至於在座各位聽了他的串講之後,好像大家就沒有欲望去讀這本書了。我想講一點剛才任老師所講的這本書暗示的東西,談一下我對這本書言外之意的理解和看法。這種理解和看法要聯係到目前所有的讀者,我們目前當下的處境以及我們所麵臨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民族主義的興起是否都和遠古的仇恨有關。當然這本書的答案是否定的,它認為這種仇恨是被製造出來的,是精英的說服,是被精心構造、精心策劃的。當然背後是階級關係,是各種力量的博弈。


第二個問題,作者想回答福山在冷戰結束之後所提出的曆史終結這個基本問題。很多的自由主義者都認為往民主轉型應該是一個理想類型的轉型,這樣一個理想類型轉型出現暴力、戰爭、衝突可能隻是例外,我們不應該過多地為民主轉型加附設的條件,換句話說民主轉型隨時都可以進行。這本書裏有很明確的一個回答,就是說這樣一種民族主義的興起——例如赫爾德所談的文化民族主義——是很陳舊的問題,它在工業革命之前就興起了;但是蓋爾納所談的工業民族主義,把工業化和民族國家給聯係一起,這個進程在20世紀走完了,為什麼到了20世紀的後十年甚至21世紀民族主義又卷土重來?比如說我一開始所談的東北亞的局勢、南韓的局勢,包括美國特朗普上台之後的保守主義的趨勢,都退縮到民族國家的界限、疆域裏麵。我們怎樣來理解這樣一種保守化的趨勢,民族國家重新興起抬頭的趨勢?這都要從斯奈德所談的這樣一種民主化的轉型來看。這些轉型的條件和副產品仍然可以適用這些成熟民主國家。比如說,今天的俄羅斯,我們當然不認為它是成熟民主國家,但是它有民主基本的框架,有議會(杜馬),有普選的存在,也有裝飾性的反對黨,這個民主框架是存在的,但是這個民主轉型國家仍然會存在一個衝突,比如說俄羅斯內部兩次的車臣戰爭,它在敘利亞的幹預等等。這是怎麼發生的?所以斯奈德這本書所提出的問題跟我們現在所處的時代,所麵臨的處境是密切相關的。其實斯奈德講得很清楚,在民主轉型過程當中,我們要區分兩種,是追求人民的統治,還是追求以人民的名義來統治,這是斯奈德所做的革命和反革命的區分。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來理解什麼是今天的民族國家,毫無疑問,它是否僅僅是蓋爾納意義上的文化單位和政治單位的一種重合體呢?顯然斯奈德對蓋爾納的解釋是不讚同的。


國內的知識界學界對蓋爾納不是很熟悉,雖然他也有一些書翻譯成中文版。蓋爾納是20世紀下半葉最重要的一個民族主義理論家,他的主要觀點和貢獻在於工業化和民族主義的關聯,即所謂的工業民族主義。我們可以看到,中國1949年之後的民族主義的建設或者說民族國家的建設,其實是和工業化密切相關的。比如說從建設四個現代化口號提出開始,到現在仍然在進行各種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和工業化的進程,都把它和民族主義密切相聯。我們確實不能否認這一點,民族主義和工業化是密切相關。


但是在全球化時代,這一點還有多大意義?如果我們說從工業化,工業民族國家以及民族主義興起這個角度來說,當我們國家的工業結構發生轉型,當中國和全球化的融入關係越來越深,某種意義上講這種轉型已經開始了。所以我們不要忽視這本書的意義,中國現在其實已經處在轉型當中,在這個過程當中,甚至我剛剛所說的《環球時報》這個報紙本身的興起和它對公眾的影響來作為一個分析的樣本的話,我們就看到這個轉型過程已經在發生。在這個過程當中,自由派知識分子、中產階級知識分子、新聞記者這幾方麵的角色,他們和各個階級,和文官官僚集團是怎麼互動的,這是我們要關心思考的問題。他們可以傳播什麼樣的觀點?是鼓勵更多的公民參與(這是這本書的結論),還是說支持某一個政治聯盟當中?政治聯盟可能是鎖定到某一個被精英所壟斷、所控製的某一種利益。當然這種分析超出了這本書的分析的範圍,這本書最多隻是分析到,比如說阿塞拜疆、亞美尼亞的衝突,分析到塞爾維亞、南斯拉夫的解體以及南斯拉夫各個族群之間的衝突。比如說按照斯奈德的解釋,克羅地亞人和塞爾維亞人其實曆史上從來沒有發生過衝突,隻是在"二戰"期間,克羅地亞人被德國人扶植為新政府的主體。但是為什麼這樣一種不存在的仇恨到了20世紀90年代被渲染成仇恨,並且引發了戰爭?我們就要觀察是誰在利用這樣的關係,誰是受益者,他們想避免什麼,他們想得到什麼?這本書所沒有告訴大家的是,隻要這樣一個過程已經開始,知識分子實際上是有責任來解構這樣一種民族主義的,盡管更多的知識分子會被更多地利用,比如說像莫言老師經常拍案而起,他以文學的力量為民族主義做貢獻。在這樣的情況下,其他的知識分子,比如說在座的各位讀者,如何解構這樣的民族主義?這是我們未來要更多思考。


在這個意義上講,我們回到馬克思主義的"口炮黨"齊澤克身上,他對這樣一種全球化,對這樣一種民族主義的興起是有自己的解釋的。比如說他把20世紀30年代納粹政權的興起解釋為這是一個沒有意識形態追求的政權。不要看納粹好像是所謂的種族民族主義,但是這個政權其實是沒有理想的一種政權。雖然它自稱是第三帝國,這是唯一一個符號,是羅馬帝國複興的使命感,但是這個政權的意識形態是空虛的。在這個意義上講,齊澤克曾經高度評價海德格爾的貢獻,認為在這樣一個沒有意識形態追求的政權當中海德格爾已經是一個激進主義分子了。我們知道海德格爾是當時所謂的納粹哲學家,在齊澤克看來,他已經是這個政權裏麵還算是有意識形態自覺的人物。如果今天也有政權麵臨一種意識形態的乏力,沒有意識形態追求,怎麼辦?那就回到了一種傳統。這種狀態就是前工業化時期的統治狀態,前工業化時期的統治狀態的意識形態和現在的後工業化以及工業化社會相結合,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



【讀者提問】


提問1:我是閩南人,我在清華上劉瑜老師的課,劉瑜老師有說相比於威權政治來說,當代對於民主的一個最大的威脅是民粹主義。我在想說,我們現在在民族主義嚴重的時候,民粹主義其實也在日益嚴重。我剛剛聽到除了在工業化興起過程當中,城市排斥農村的現象可能會導致民粹主義,除此之外我不知道這兩者是什麼樣的關聯?另外所謂的亨廷頓第三波的民主中,個別國家的一些失敗,是否跟20世紀後期的民族主義的複歸有一個關係?


吳強:我覺得這個問題真的應該問劉瑜。因為民粹主義和民主的關係是很複雜的,換句話說有民主的情況下,民粹主義幾乎是不可避免的,這不是一個對偶性的關係。民主當中有民粹主義是正常的。我們在談成熟民主的時候,民粹主義是可以受到約束和控製的。換句話說有理性的政客們,有很多成熟結構的政黨,有成熟的公民社會組織,在這種情況下,非理性的民粹主義可以被標簽,但是這對民主本身不妨礙,比如說像去年的選舉當中曾經出現過的特朗普。


另外一個,在成熟的民主國家一些政客想發動戰爭或者說想實現其他的目的,比如說法國現在進行的總統選舉,其中政客也在利用民粹主義。就好像我們回到古羅馬時代,古羅馬時代繼承了古希臘的民主樣式,但是民粹主義在古羅馬時代比古希臘時代明顯得多,激烈得多。某種意義上講,它已經變成了一種統治的方式。羅馬的皇帝,當他的政權合法性岌岌可危的時候,要用鬥獸場,要用其他的方式來培養民粹主義,來維持他的存在,這是古羅馬的民主方式。但是古羅馬那個時候是一種貴族的共和,當然我們不能說它是成熟民主,但是我們看到民粹主義的曆史淵源是很深的。這是人類的一種政治表達方式,就和民主一樣,這是很自然的事情。


關於你的第二問題,其實斯奈德就一直在劃分這個問題,所謂劃分成熟民主和民主轉型,這是很重要的劃分。這是我們要繼續破除的中國自由派的一個幻覺,他們認為民主國家內部不會發生戰爭。對不成熟的民主,或者說民主轉型國家來說,哪怕是19世紀早期的民主來說,民主國家間都會發生戰爭,這有很多的案例,無論這種戰爭是對內部的還是對外部。我們不要把戰爭,把永久的和平想得過於理想化,這是很重要的。換句話說戰爭從某種意義上講,它的門檻變得越來越低,尤其是在核威懾結束之後。在目前的情況下,核技術變得容易獲得的情況下,我們看到東北亞的情況就是如此,戰爭的門檻其實是非常之低的。在這樣的情況下,你把民主和戰爭相連並不是一個太明智的方式。所謂民主國家內部一定不會發生戰爭,我們一定不要把它教條化,它是很危險的,很不牢固的教條,基本上是一種康德哲學的幻想或者是這樣的東西。


提問2:感謝兩位老師精彩的分享。剛剛吳老師也說到,這本書是在2002年出版的,如果斯奈德看到社交媒體或者是信息全球化對美國民眾的影響以及特朗普的當選,他會如何來界定美國現在的民主和民族主義的問題?


比如說從去年美國的大選就可以看到,現在存在一個很長的信息產業鏈。在美國無論是臉書也好或者是推特上,很多虛假和偽造的信息是來自於像歐洲馬其頓這樣的比較貧窮的國家,而且是馬其頓非常小的一個沒落的工業城市的一群無業的二三十歲的人,這些人被一個美國中間商給買了,有很多人在做這樣的虛假信息,在美國會有非常多的人去看這些東西,有非常高的點擊量。這就涉及到另外一個問題,比如說關於新聞記者,或者是報紙對於現在大眾或者說對社會影響力的降低。現在美國很多都市報紙已經沒落或者說破產了,這一點在中國是更明顯的,從特朗普當選之後,城市中產階級為主要讀者的報紙,其實很多影響力也降低的非常厲害。原來報紙作為知識分子和大眾之間的橋梁,可以通過支持這樣的精英階層去影響大眾,這樣一個橋梁斷了之後,民主化出現了一個很大的問題,這個可能和特朗普的當選有關。我們如何看現在的民主主義的成熟或者說成熟度。我們怎麼解讀這個問題?


吳強:斯奈德的這本書確實早了一點,他沒有預見到現在的情況。現在的社交媒體發展以及政客作為互聯網專家對媒體的操縱,就像你剛剛舉的例子,可以通過中間商去外購馬其頓的一夥人。在這樣的情況下,成熟的民主和不成熟的民主,某種意義上講,麵臨同樣的威脅。而且出現了同樣的轉向,保守主義、貿易保護主義、民族國家的興起等等。在這個過程當中,公民原來是和民族國家密切相關的,都是以國家為單位的公民。但是在全球化時代,公民的意義有兩種變化的趨勢。一種趨勢是這種公民越來越淡化,和民族國家越來越沒有關係。國際公民或者說全球公民的現象,在全球化時代是非常普遍的。民族國家和公民之間的關係是越來越弱,而且政治權利、政治參與和忠誠度都在下降。另外一種趨勢是全球化的左派,認為世界的主要矛盾是全球無產階級對抗全球資產階級。全球化至少有兩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經濟上的聯係,特別是以華爾街金融資本的蔓延為主,產業資本的全球化聯係。還有一個層次是全球化等於全球公民社會,全球公民社會意義上的全球公民,或者說公民的概念、公民的意義、責任感、聯係感、義務感也在下降,盡管這個下降的同時是伴隨著他對國際事務的關心度的上升。比如說現在中國的居民會對美國大選非常關心,會對敘利亞問題,對化學武器的使用非常關心。我們不能說這種情況在之前沒有,比如說"文革"期間,在越戰爆發的時候,北京市民也被組織起來抗議,在長安街上大遊行進行"援越抗美"的抗議。


在今天這個時代,全球公民也同樣存在兩種情況,一種情況是更依賴全球公民社會組織來表達一種反全球化的抗議。全球化的全球公民來反對全球化的各種負麵的衝突、剝削等等。另一方麵,全球公民的"根"越來越淡薄,越來越虛無,這種虛無給了很多人以機會。我們知道維基解密的創始人現在還在厄瓜多爾駐英國大使館裏頭,他是一個在美國的澳洲人,這是一個典型的全球公民的背景和樣式。但是他會被美國,被很多國家的政府視為敵人。就好像當年很多國家會把列寧視為敵人一樣。這樣的一種情況也不新鮮,知識分子也好,公民對話也好,實際上麵臨著相同的問題。換句話說,我們今天的使命是必須要回答全球化所產生的問題,要回答全球性的、超出民族國家的問題。在這樣的情況下,才可能真正地加強全球化的責任。這個並不是斯奈德要解決的問題,他隻是解決這個衝突如何產生,當然他也沒有給出答案說我們要建立一個全球政府,或者是區域性的更強的政府來介入到這樣一種內部的衝突。但是也許我們有必要來回答和思考這些問題,就像你剛剛所提出的問題一樣,我們要有一個全球化的概念和思考,以及我們全球性身份的認同。


我們知識分子要對此有所回應,有所回答。我們的回答在我看來隻能是一種全球化的視角、全球公民的一種概念,或者是某種可以超越民族國家的概念,來反擊這樣一種保守的力量。


《經濟學人》封麵


提問3:剛剛老師講到了古典的共和主義,現在從美國的曆史來看,在傑斐遜做總統的時候,古典的共和主義就是精英說服的那種統治,至少已經不存在了,轉向了大眾民主。特朗普其實也是精英,為什麼說他是民粹?像在英國,目前的情況下他要競選首相的話,他都願意放棄他的貴族身份,而以一個平民的身份去競選首相,這點我們應怎麼看待?


任劍濤:傑斐遜總統確實是推崇大眾民主的,但民主演變成民粹,有一個基本的判斷標準,即你到底是以真實的人民主權讓人民行使公民權利,還是你以人民的名義來損害任意少數人的利益?這是民主和民粹最重要的界限。之所以說特朗普大眾動員的方式是民粹主義的,就在於他同時指責兩個集團,覺得他們傷害了美國人民的利益,一個是華爾街集團,一個是華盛頓集團。但事實上,這兩個集團怎麼傷害人民的利益,特朗普並沒有具體指證。他自己入主白宮之後,又如何避免同樣的弊病,特朗普更沒涉及。


傑斐遜在確定大眾民主為立國原則的時候,是以美國《獨立宣言》和美國憲法作為根據的。對製定美國憲法,傑斐遜的態度是矛盾的:製訂憲法主要由麥迪遜和漢密爾頓等人主導,傑斐遜當時在做駐法大使。到後來,傑斐遜完全承認憲法原則,並無意挑戰立憲與法治規則。他確實是一個激進主義的底層民主的主張者,而不是成熟的、推崇立憲的大眾民主主張者。然而一旦接受憲法原則,人民就首先落實為公民,公民就會訴諸選票限製權力。憲法保護的也是所有平等公民的權利。傑斐遜便成為立憲民主的支持者與捍衛者。


斯奈德提出化解民族主義的政治分裂型動員的方式之一,就是要重申個體權利。當然他講得有點烏托邦意味,意味最好的辦法就是完全不談群體,隻談個體公平。從傑斐遜通向斯奈德,美國是經曆了曲折的:傑斐遜自己就是在接受了憲法原則的基礎上,並放棄了他信從的小共同體的古典共和主義原則,才站定立憲民主立場的。現在國內很多人把他完全歸納為古典共和主義的代表人物,那是一種誤解。傑斐遜對現代民主國家建構最重要的兩個原則均予承諾:立憲原則與大眾民主,這才使他既信守一人一票製的政治現實,又有力拒絕危害民主的任何企圖。這是後期傑斐遜政治成熟的表現。


但到特朗普這裏,因為他很明顯是一個傳統社會-政治精英集團之外的人物,他長期僅僅是一個經濟精英集團的人物。因而他要進入政治精英的圈子,必須要采取特殊的政治動員辦法。他不僅以仇視華爾街和華盛頓標榜自己的政治獨特性,而且他用推特來作為選舉動員的方式、實際治國的進路,這也顯得非常特殊。


特朗普確確實實是一種美國政治生活當中的新現象。清晰界定或認知這一現象,還有待時日。很難將他明確歸入民粹主義的陣營。倒是不太為人注意的美國民粹主義,即打著社會主義旗號,幾乎打敗希拉裏的桑德斯,應當引起國人的高度關注。美國思想史有一個醒目的特征,從桑巴特一直到諾齊克都明確論及——美國的問題正好和我們中國的問題相反,中國強調的是隻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他們兩個人關注的恰恰是美國為什麼沒有社會主義。因為社會主義對人民的重視、對公眾的普遍動員,和民粹主義以人民的名義對少數人群利益的那種嚴峻、冷酷以對,正好形成了鮮明的對照。在這個意義上,到底是民粹主義、還是社會主義更有利於保護公眾利益呢?恐怕這既是資本主義的國家課題,也是社會主義的國家課題,不僅僅是特朗普或者桑德斯的競選策略。說到底,人類不過是在個人、群體、國家之間來籌劃自己的政治生活的,切己自反、看到當下,可能幫助我們尋找更為適宜的政治出路。我完全肯定斯奈德這本書價值的含義,它是一本非常值得一看的作品。一本書的價值,就在於它刺激我們思考,不是說它有缺憾,就棄之不顧了。


提問4:我是在歐洲留學的,我所在的城市原來是歐洲的紡織業中心,後來中國加入WTO之後,他們就一夜之間全部破產。剛剛吳老師講到了全球性的問題,我認為全球化是使得一部分人獲益。我相信我們在座所有人都從中直接或者是間接獲益。我們在一個先進的地方生活,我們是喜歡這種全球化,並且喜歡這種全球化帶來的便利,但是另一方麵有更多人是無法從中獲益的。因此我覺得關鍵在現在這個世界進展過程當中,經濟已經是一個很重要的導火索了,這是在整個經濟下行的環境下的逆全球化浪潮。我想聽一下兩位老師對這個問題的看法。


吳強:全球化在新自由主義層麵上,所謂的秩序與19世紀以來的資本主義在全球的發展特征其實沒有太大的區別。埃及和突尼斯也曾經是紡織中心,茉li花革命的興起,很大程度上就是埃及和突尼斯的紡織業被中國奪走了市場,造成了他們大量的失業,大量的失業家庭、失業中產階級的子女對政府長期累積的不滿,這是一個很重要的結構性的原因,全球化直接導致了茉li花革命。


2011年西班牙同樣發生了大規模的抗議,西班牙、葡萄牙的失業率都很高。西班牙在1975年之後已經走向了民主化的道路,它的民主在歐盟的框架裏頭正在往成熟方向發展。但是我們知道它的分工是很悲慘的,一方麵在全球化過程當中,它的分工位置在下降。另一方麵,它在歐盟的分工位置也在向下降。全歐洲都在供養一個德國,因為我們知道歐盟的經濟表現,德國是最好的,其他的都很差,然後帶來了很多問題,包括難民的問題,大家都去德國好了。歐盟全球化最大受益者是德國,德國受益的很大方麵,它的政黨所維係的經濟基礎是什麼?我們知道很重要的是汽車工業、機床業,因為機床所連帶了一大堆的製造業,汽車工業很大程度上又因為中國市場的興起,中國市場為這些汽車公司貢獻了一半的份額。換句話說,整個歐盟的問題或者德國經濟的成功,某種程度上講和中國中產階級的巨大需求、和中國從全球化過程當中的地位是有關係的。中國人有錢開始買汽車,這個市場開始支持德國的經濟,德國的經濟才以吸血的方式來汲取歐洲其他國家的資源。西班牙給他種菜就好了,就不要紡織了。在這樣的情況下,這就是一個全球秩序的問題,這隻不過比19世紀的殖民地更殘酷、更隱秘、更有合法性,就是我們看不出來剝削,剝削很隱蔽。中國是全球化的受益者,而且中國這樣一個馬克思主義政權可以存續很重要的原因是全球化在支持它。從這個意義上,中國不跟全球化的大金主,全球化的發動機美國搞好關係,那是不可能想象的。這種經濟關係如何來協調和處理,要放到政治層麵來考慮,這個問題我覺得蠻大的。我不研究政治經濟學,但是我個人很願意提出一種批判和描述,中國在供養這樣一種全球化的資本主義,你我都在供養。


提問5:我想問一個問題,關於民族主義作為一個意識形態為什麼是虛無的?剛剛老師也提到了它是虛無的,是因為他沒有明確的經濟政治訴求還是說他本身這個概念就是虛無的?


吳強:在民族主義的早期,比如說我們看美國的民族主義,它有憲法,有一個民主的討論,有對古希臘的反思,這是相當進步的。在法國,通過大革命建立起來的公民民族主義,有人權宣言,這是一種相當進步的民族主義,這種民族主義可以迅速完成動員,形成一個所謂的國民兵來報仇。我們知道普魯士戰爭,普魯士之前跟法國在18世紀時期的戰爭從來沒有斷過,19世紀也打,動員國民兵這在民族主義之前是不可想象的。這本書當中就談到了英法戰爭時期的稅收比率、互相的忠誠度,對18世紀的路易十四時期的各種各樣的比較等等,法國能夠發生革命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人民不堪重負。在這樣的情況下,法國的公民民族主義解決了很多問題,是一種高效率的,而且是給公民人權、普遍權利的一種民族主義,這是一種公民民族主義。這是相當充實、相當進步的一種意識形態。到1848年革命的時候,我們知道1848年革命蔓延到歐洲也是作為一種進步的思想,這種進步思想一直延續到1911年中國辛亥革命。你不能說它虛無,某種意義上來講,這是非常先進的,有很多哲學內核、思想內核,像赫爾德的文化民族主義那是很有號召力的,多少詩人為他讚美等等。但是到了納粹之後,特別是到了戰後,我們看到民族主義導致了兩次世界大戰,導致了很多問題。最後我們發現民族主義似乎已經成為了一種負麵的名詞了。盡管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包括中國在內和很多不結盟國家在鼓勵非洲和亞非拉的新興民族國家的興起,以民族主義來支持他們,作為擺脫殖民地方式,爭取獨立的方式。這個時候民族主義仍然不失其革命性。


但是在那之後,特別是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之後,民族國家和民族主義顯示出負麵性,特別是在後共產主義國家轉型期間,我們看到出現了大量的衝突和戰爭。這些時候民族主義開始成為一種過時的反動的保守的意識形態,開始和人類社會在70年代之後開始追求的很多的和平主義的、綠色主義的以及更多全球普世主義的觀念相背離和衝突,這是一個觀念市場的競爭問題。這個時候民族主義在觀念市場上已經是一個落伍者,一種反動的保守者,到現在仍然是這樣的。但是它經常以其他形式包裝而已,它已經不是一個充實和豐盈的概念了,某種意義上講已經變成了腐朽的象征了。從民族主義裏麵你還能找出什麼向上的力量嗎?我反正找不出來新的民族主義裏麵還有什麼向上的力量,還有什麼更普世的,更進步的力量。你要找出來的話,一定是其他概念已經有了,隻不過是被民族主義給借用了,無論是平等還是福利還是富強還是自由,這些都是舊的話語,並不是現在民族主義才有的新的東西,你給我發明一個東西出來,如果說可以發明出一個非常好的一個核心,當然很多帝王師在做這個事。如果說你能發明出這種東西來話,那這個民族主義還可取,我相信這個民族主義還有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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