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有病。
他的父親是沙場小老板,賺點小錢以後包了二房,被人一刀刺死。他失去管教,初二輟學,16歲搶來50塊錢,進了少管所,被暴打三年後精神崩潰。
他說他害怕娶妻生子,害怕做人,因為"沒有什麼造化弄人,一切都是事在人為。"說這話時,他才31歲,還有漫長的後半生。
他有病。
他碩士畢業,家族有精神分裂史。病發前,他在正規單位上班,愛看書,愛打抱不平。因為一件買電腦的小事,他發病了,被送進了醫院。
在那裏,他按時吃藥,如常看書,還說社會就是這樣,我們扭轉不了它。但等出去了,他仍然"要幹些事,因為是男人"。他不知道護士暗地裏說過,他永遠都出不去的。
他有病。
他在父母安排的老家汽車廠上班,和同事結了婚。他說他受不了老板的壓迫,想在40歲的年紀最後一搏,自己創業,開一家刹車片廠。
他開始沒日沒夜地打電話,飛遍全國各地"談生意"。他想著找300個同學每人借1萬塊錢,這事兒就能辦成。可他失敗了,還被確診為躁狂病人。
在馬莉的紀錄片《囚》裏,我記住了長春某精神病院裏的這三位病人。毫不意外,他們最常說的三句話是,"我好了","我沒病",和"我什麼時候能出院"。
作為病人,他們的敘述過分有理有據,有時還十分動人,但他們從來沒有說服我,讓我以為他們是"正常的",相反,我開始懷疑起自己的精神狀況。他們把我變成了"精神病人"。
畢竟,他們的矛盾我接觸過,他們的情緒我體驗過。生氣了我會砸東西,看到不公我會去糾正,有了理想我也願意不計代價去爭取。我不知道這些原本合情合理行為,在哪個刻度上就會被界定為精神病。
所以,馬莉導演的《囚》對我來說是一部危險的作品。它竟敢問我們這樣的問題——什麼才是正常?
這個問題一旦出現,就必然會給被問者帶去"不正常"的威脅。一個有自理能力,從未行為過激的人,不一定是"健康的"。他/她很可能就站在精神崩潰的邊緣。
什麼才是正常?窗內的人和窗外的人有什麼區別?(《囚》劇照,下同)
克爾愷郭爾曾說,每個人都要認識到自身處境的絕望性。這是一種徹底的絕望,根本無藥可醫,連死亡都不能醫治。但也隻有認識到"絕望",人才會開始尋找自我,真正成為人。
可實際上,大部分接觸到絕望的人,都會被它摧毀。
他們也許會為逃避絕望而迷失在幻想中,出現幻聽和譫妄,說自己是被小布什從月球上攆下來的外星人;他們也可能被絕望碾碎,淪為病床上完全沒有行為能力的木呆症患者,連閉眼睡覺的能力都失去。
即使這樣,克爾愷郭爾眼中最糟糕的,還是認識不到"絕望"困境的"正常人"。他們不會對世界造成攪擾,也不關心自我。他們取得了"無精神性"的勝利,成了社會基石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這簡直太諷刺,太荒誕了。但這就是現實。我們的精神,會被正常社會慢慢扭成一股麻花。它一旦碎裂,精神病院裏就會多一名病人。
《囚》花費五個小時,摧毀了我作為"正常人"的通行證,最後,它結束於卡夫卡的一段話:
"我們不是生活在被毀壞的世界,而是生活在錯亂的世界。我們就像被遺棄的孩子,迷失在森林裏。"
這不是對影片中精神病人的概括,而是對所有人的警醒。馬莉自己也在拍攝結束後感慨,"他們(病人)進入了我的內心世界,他們打開了我不能釋然的心結。"
▍馬 莉,1975年出生於浙江諸暨,獨立紀錄片作者。曾就職於電台、電視台從事編輯、導演工作。2001年到北京,作為職業紀錄片導演,先後為鳳凰衛視、中央電視台、湖南衛視、吉林衛視等傳媒機構製作了大量紀錄片。2007年,馬莉導演深入到海拔四千五百米的高原藏區,將鏡頭對準位於四川石渠,世界上海拔最高縣城的一座藏傳佛教寺院——色須寺,並於2010年創作完成紀錄片《無鏡》。2011年,在位於北京城中的"上訪"村持續拍攝6年後,她完成了紀錄片《京生》的創作。之後的5年,馬莉導演來到中國東北某精神病院進行長期拍攝,於2017年製作完成"人的困境"第三部作品,《囚》。
《囚》是馬莉的第三部紀錄長片。她身兼導演、拍攝和剪輯的三重身份,孵化出了比《京生》和《無鏡》都還要長的這部作品。
支撐影片287分鍾巨型體量的,是250小時的原始素材。馬莉為此動用了手頭的資源,進入精神病院拍攝了一年半。
最初的三個月是相當艱難的,馬莉甚至沒有開機。她隻是住在封閉療區,不停地向病人解釋自己的用意和他們的權利。
出現在影片中的病人顯然都知道攝影機和馬莉的在場,但他們表現地習以為常,還不時把馬莉拉到自己的對話裏。隻不過馬莉從不會在鏡頭後做出回應。這類似於"直接電影"所遵循的不幹涉、不訪談準則,也是馬莉不對電影做預期的心態體現。
即使得不到鏡頭的回應,大部分精神病人仍然都有很強的傾訴欲。就連恐懼鏡頭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也願意對著它講述自己發病時砍人的過去。而在吸煙室裏,一個會寫詩的老病人直麵鏡頭說到,"謝謝你陪我聊這麼久。以前從來沒有人拿我當回事。"
透過鏡頭,坐在病人對麵的馬莉和我們,的確是很好的傾聽者。我們隻想去了解,不強求改變。我們和醫生的身份天然不同,我們沒有責任在病與非病之間尋找判斷依據。我們也沒有親情的負擔,不會像一位少年病人的母親一樣,令人心碎地希冀著孩子"精神康複"的一天。
馬莉大量的拍攝素材中原本有很多醫生診療的畫麵,但她最後沒有采用,因為她想把舞台留給病人。所以在《囚》裏,"沉默者開口"了,但然後呢?他們得到的是回應還是無言?
看完電影,沒有人得到答案,隻有更多折磨人的問題。當一位病人在陳述中落淚時,我幾乎有點慶幸這部電影是在東北拍攝的。
如果沒有那種詼諧的口音和表達方式做調劑,《囚》的沉重真的會讓人承受不起。
影片一共分3幕,在第1幕的結尾,就有一位觀眾哭著離開了影廳。而後麵兩幕,更是在病人的笑鬧、掙紮和困惑裏,一步步把觀眾帶到了無解的終極問題麵前。
在尼采那裏,這就是深淵裏的惡龍。
影片的第二幕最為漫長,也是最精彩動人的一章,在那裏病人反身懷疑了"有病"的定義。
正常與不正常的辯證法,類似"22條軍規"的精神病判斷標準,喚醒了觀眾對於"精神病"成立問題的質疑。當然,關於如何證明自己是否有病的問題,社會上一直不乏爭議。所以影片沒有止步於此。
它跳出了"病"的情境,挑戰了所有的定義,進入了簡短卻刺人終章,第3幕。
結尾處,一個病人男孩問他的病友,什麼是"吃"。
"我知道要張嘴,但什麼是'吃東西'你能告訴我嗎?你連'吃'的定義都解釋不了,還想幫我啊?"
他的病友本來想開導他,聽後隻能訕笑著離開。剩男孩一個人坐在桌前,自言自語著"吃"的定義問題。
對不起,我也不知道如何定義"吃"。實際上,對所有事物,所有舉動,我都無法給出男孩想要的本源定義。他所思考的是"實體"的問題。這困擾了哲學家上千年。如今,這不幸成為了讓他的身體不自然抽動的精神病灶。
每個自我都有瘋狂的基因,離發病僅有幾步之遙。所謂的"自理能力"和"正常",也許都是自由意識受社會機器馴化的結果。拒絕接受的人認為個人的快樂與自由可以超越道德和法律,於是他們成了精神病人,"被失去"了"行為能力"。與此同時,我們這些正常人也在不斷做妥協、犧牲和放棄。
所以"囚"是一個普遍的境況,無人幸免。
我們強過精神病人的唯一一點,就是我們還沒有被確診,沒有被藥物損害肉體健康。但當馬莉的鏡頭離開醫院內部,從外麵拍攝一扇扇或明或暗的病房窗口時,我就自己也是"囚"中一員。在這個錯亂的世界,沒人真的正常。
最後再提一下影片的幕間配樂吧。這低保真的鋼琴和提琴聲來自p.k.14主唱楊海崧的手筆。如果一部有關精神病人的紀錄片需要配樂,我也會第一時間想到這名音樂人。他沒有煽情和濫觴,隻有刀子和夜視鏡。
還記得楊海崧曾在一首歌裏寫過一位手拿鮮花的女人。她淹沒在憤怒的人群裏,拒絕了自己,成了瘋子,但她還來得及說最後一句話——
"請你不要告訴他們
我已經忘了所有的事情
我活在沒有真相的世界
那些神奇的不會再神奇
那些死去的不會再死去"
——《手拿鮮花的瘋女人》,P.K.14
◎ 延展閱讀:不開玩笑,這是今年迄今最黑暗、最震撼的一部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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