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奇愛博士
今天一個新的欄目和"文慧園路三號"的影迷朋友見麵了，和過去不同的是，這次的主角是葛格自己。
上周和一條小妹在家裏錄了一期視頻節目，大家的反響還不錯（見：周末我們去葛格家做了一件喪心病狂的事！）。
但是有一個小問題，大家不知道有沒有注意過。
"台灣新電影宣言"是在1987年1月發布的，由詹宏誌起草。一般來說，某個電影運動開始之前，總會有些重要性的理論著述或宣言作為先導。比方說，"德國新電影"起源自1962年的奧伯豪森宣言，丹麥"Dogma95"宣言發布三年後，溫特伯格和拉斯馮特裏爾，才發布自己的Dogma作品。
這很正常是不是？一幫毛頭小夥，想趁年輕幹大事，先喊喊口號吸引輿論注意力或引發討論，總是好的。
可為何，台灣卻是先有了"新電影"——比方《光陰的故事》拍於1982年，《兒子的大玩偶》《風櫃來的人》《海灘的一天》拍於1983年，而後過了好幾年才有宣言呢？
這可能是因為，"新電影"的創作者和支持者，對所處環境心存不滿吧。
1982年的《光陰的故事》
那麼，他們又受了什麼委屈了呢？
小野在《站在激變洪流的最前端》一文中，曾相當生動地描繪到楊德昌、侯孝賢等人的慘狀，讀來頗為令人動容。比如他寫到製作《恐怖分子》後期時的楊德昌：
楊德昌在夜裏常從惡魔中醒來之後便小腿僵硬，痛苦的大叫。記得是十月十九日，一個星期天，他病倒了，然後在通宵達旦的做最後混聲時，口中喃喃叫著：掛了，掛了……。
可就是如此苦逼地把《恐怖分子》做出來，當年的金馬獎卻"並不待見"，影片隻獲得了很少的提名，而李行的《唐山的過台灣》九項提名、港片《英雄本色》《最愛》八項提名、《戀戀風塵》顆粒無收……
侯孝賢《戀戀風塵》
即便《恐怖分子》後來還是摘得了金馬獎最佳影片，但是讓楊德昌耿耿於懷的是，他連最佳導演的提名都沒有獲得。（注：豆瓣應標記有誤）
此情此景，新電影人當然不爽！
尤其從詹宏誌起草的宣言來看，他們在政府支持、輿論支持和批評支持等各個維度，都缺乏支持。所以，既然你不肯定我，我就自己把自己寫進曆史，搞宣言。
所以台灣新電影宣言，並不是關乎"美學"的，而是關乎生存境遇的——這是它和其它電影運動宣言不太一樣的地方。
楊德昌《恐怖分子》
這件事情今天看來，當然有其合理性，尤其考慮到台灣"解嚴"前的體製。但是，它也產生了相應的負麵效果，那便是對來自各方的、對"新電影"的不同批評，一概抹殺。
尤其，在1988年，著名影評人焦雄屏便編輯了《台灣新電影》一書，希望對"新電影"的美學成就"蓋棺定論"——這在一些人士看來，這種"霸權式的、全麵肯定式的書寫"，是不是有點太心急了呢？
如學者李天鐸在《台灣電影、社會與曆史》一書中所指出的：
這種觀點，謹以幾部作品即將整個台灣電影的發展做"新"與"舊"的二元化分，並將其視為"革命"或"運動"，忽略了一個根本的問題：當時新電影的出現隻是黨政機器與電影工業領導"嚐試性妥協"的結果，它的自主力十分微弱。
而這也讓"新電影"淪為一種圈子遊戲，以至於在此後引發評論界不斷的分歧。
葛格手上有一本1988年第31期《電影欣賞》，便全文刊載了一次針尖對麥芒的"台灣新電影的爭議性本質"座談會實錄，楊德昌、曾壯祥、陶德辰、梁良、齊隆壬、李道明、黃玉珊等十人參加。可惜，由於錄音設備突然發生故障，正反方的代表人物楊德昌和梁良，有眾多觀點沒有記錄下來。
我們所喜愛的楊德昌先生，本來說話就結結巴巴，結果抱怨了半天還沒給錄下來，實在憾事。
不過，無論是是非非，這都是30年前的事了。
"台灣新電影"固然有不完美的地方——試問，誰又能是完美的——但終究了經過了曆史的嚴格淘洗，最終成為了人類文明當之無愧的瑰寶。所以，今年台北電影節，"宣言"起草者詹宏誌先生獲頒"楊士琪特別貢獻獎"，也算是一種呼應曆史的肯定。
從1982年到1989年，台灣一共拍攝了74部"新電影"，略占到台灣電影總生產量的10%，高潮出現在1983年至1987年。
1993年第62期《電影欣賞》，發表《尋找電影的六個台灣導演》，李安等人粉墨登場——也大概從這個時候開始，台灣電影進入新的階段。
在台灣新電影興起的時候，大陸、香港新浪潮都在同步進行，三股潮流交織湧動，碰撞出璀璨的電影火花。
幾年前，我在采訪吳念真先生時曾問：台灣電影新浪潮還有沒有可能重來？
"永遠不可能！"吳念真堅定地說。
那就讓我們在下麵充滿激情的文字中懷念它吧。
台灣電影宣言
在1986年、1987年的交界點上，我們回顧思索近兩年來台灣電影環境發展的種種跡象，深深感覺到台灣電影實際上也已經站在轉捩點上。
在這個關鍵的時刻，以下共同簽名的這些人，認為我們有必要緊急表達我們的關心和憂慮；這一篇文字，將大致說明這些人共同部分的立場和意見，也將說明我們對電影政策、電影環境的期望與呼籲。
我們對電影的看法
我們認為，電影可以是一種有意識的創作活動，電影可以是一種藝術形式，電影甚至可以是帶著反省和曆史感的民族文化活動。
但是，我們也知道，電影在更多的時候是一種商業活動，它受生產與消費的各種定律所支配；電影產業因為有著投資風險和獲利能力的雙重性格，使得電影圈中活躍著各形各色的利益團體以及既得利益團體。
上述二者都是常識，知者甚眾（卻常常忘記）；我們覺得有必要重申這個基本認識，才能在表達立場和判斷問題的時候，不致忘了根本。
我們認為，屬於商業活動範圍的電影，自有經濟法則的支持與淘汰（成功的商業電影自票房得到報償，失敗的商業電影在錯誤的投資中得到教訓）。這一切，都不勞文化政策的管理單位或知識界的意見領袖來費心。
但是，另一種電影（那些有創作企圖、有藝術傾向、有文化自覺的電影），它們對社會文化的整體貢獻可能更大，而它們能掌握的經濟資源則可能更匱乏；這個時候，文化政策、輿論領域、評論活動才找到他們應該關心、應該支持、應該聲援的對象。
當然，所有的電影創作或生產，都聲稱他們有創作意圖、有藝術成就、有文化自覺；因此，文化政策的管理單位、輿論界的工作者、評論界的專業人士就要負起責任，從創作的成品中觀察，指認出何者是，何者不是。
我們對環境的憂慮
創作與商業之間，政策與評論之間，上述的活動及其平衡本來是一件單純的現象（如果各組人都扮演好他們的角色）。但是，就近兩年台灣電影環境所顯示的跡象來看，我們不得不表達若幹嚴重的憂慮；因為，顯然有一些錯誤的觀念或扭曲的力量，使得上述活動無法得到正常的運作；其結果是，台灣四年來發展出的"另一種電影"的微薄生機，就在此刻顯得奄奄一息了。
我們對電影環境的憂慮，大者有三：
一、我們對政策單位有懷疑
從電影事業融資辦法、1986年金馬獎、外片配額製度取消後的參展影片獎勵辦法等事實，我們常常對電影政策的管理（或輔導）單位很困惑，我們不知道它究竟是一個電影的工業輔導機構，或文化輔導機構，還是一個政治的宣傳機構。
電影政策的管理單位顯然是性格分裂的，它的政策立場從不清楚。它有時候頒獎給《好小子》，獎勵它"拓展海外市場的成功"；它有時候頒獎給《箭瑛大橋》，說它"有益社會教化"；當它主動提出三千萬的資本拍攝政策片時，它拍出了《唐山過台灣》、《日內瓦的黃昏》及《八二三炮戰》來，相信這些可以做有效的政治宣傳。
從文化政策的觀點看，這些工作都是奇特而不可理解的。但是，這些事實畢章一而再、再而三在我們眼前發生，使我們不得不相信，管理這個社會的文化政策的，可能是從來沒有決心要支持文化活動的機構。
二、我們對大眾傳播有懷疑
台灣的大眾傳播，對整體社會的改良似乎都懷著監督者、促進者的角色自許；這幾年，它們在政治新聞、消費新聞、環保新聞各方麵，都有前瞻的眼光和具體的貢獻。
相形之下，大眾傳播從來沒有把電影活動當做文化活動來看，也沒有打算以專業知識提供一個支持體係（但在文學、表演藝術方麵，大眾傳播卻做了一些事）。不僅如此，大眾傳播對電影活動明顯地有著"歧視"，它作賤電影的從業人員，把明星的私事醜聞當做頭題新聞，但是電影文化呢？一部在國際影展得獎的影片可能得不到討論或報導的篇幅。
究竟大眾傳播是怎麼樣看待電影活動呢？從現有的內容範圍及其品質，我們不得不懷疑主其事者從來不重視、不關心這一項重要的社會活動；在這個角度看，大眾傳播多年來在這個項目"失職"了。
大眾傳播不關心電影的文化層麵，它的從業人員也失去這一部分關照的能力；這兩年，大眾傳播在討論港片、台片之區別，討論商業電影的改良等問題，流露出知識的匱乏與見解的荒唐，證明長久以來大眾播的疏忽已經開始出現強烈的副作用了。
三、我們對評論體係有懷疑
評論體係或評論大眾（criticizing public）本來在一個社會扮演帶有強烈道德性目標的角色。它一方麵有詮釋的功能，使創作活動的意義得以明朗或伸展；它另一方麵又有製衡的功能，避免社會被單一的價值（如票房、廣告、錯誤的評價）所支配，提供給資源不足的創作活動另一種社會支持。
但是，近兩年在傳播媒介上出現的評論，卻有一組忘了他們的角色的"評論家"。他們倒過來批評有創作意圖的電影作者，指責他們"把電影玩完了"，指責這樣的電影"悶"；主張台灣電影向港片看齊、向好萊塢看齊。
這樣的評論的出現，本來不足為奇。荒唐離奇的見解每個時代都有，但當這一類評論與落伍的大眾傳播結合時，成為一股評論的主流，這個評論體係就令人嚴重地擔憂－－我們沒有在評論體係得到平衡，反而偏得更遠了。
失職的評論大眾，扭曲的評論體係，我們又要從哪一部門得到平衡呢？
上述三者，固然是我們對整個電影環境憂慮之大者；其它的憂慮也不是沒有，譬如：全盤商業化的公家電影機構，缺乏人才的電影商業界等等，但如果與上述三者相比，我們又覺得不值一提了。
我們期待的改變與我們自己的決心
我們所期待的改變，當然針對著我們所擔憂的事。這些改變，具體的方案有無數的可能，但原則卻是不變：
第一，我們要有明白表示支持電影文化的電影政策。我們希望，電影政策的管理單位能夠清楚說明他們的方向，他們所欲支持的電影，他們想把台灣電影帶到什麼地方去。我們希望，政策單位能夠明白，如果他們準備支持民族的自主文化，就必須有決心、有目標、有任事的勇氣。如果電影政策的管理單位決心要支持商業的電影、政治宣傳的電影，它也可以盡管說明，讓所有有意從事文化電影活動的人，趁早對政府機關的支持死了心。
第二，我們希望手中掌著大眾傳播的舵的任事者，注意電影活動的文化層麵，注意電影在社會上可能扮演的諸種角色。我們希望大眾傳播把"影劇新聞"和政治新聞、文教新聞放在同樣的地位上，追尋同樣專業的人才，以前瞻的、公益的眼光來對待這一組新聞。
第三，我們誠懇地期望台灣所有從事電影評論的工作者，反省自己的角色，忠誠地扮演自己在社會中最有意義的角色。在台灣的電影環境，究竟哪一種電影才是評論者應該著力討論的電影？我們也希望指出，評論者永遠要小心成為另一種既得利益者；評論者的價值來自讀者對他的信賴，如果他想到自己的利益，忘了他是別人的"利益"，他就完全失去評論者的條件。讓我們共同進行一種"評論的評論"，把不合格、不誠實的評論者指出來，讓讀者們唾棄他們。
除了我們所期待的改變以外，我們尚在此表達我們的決心。我們相信電影有很多可能的作為，我們要爭取商業電影以外"另一種電影"存在的空間；為了這件事，我們在此簽下我們的名字，不僅在這個宣言上和其它相同意念的人站在一起，也將在未來的時刻，從自己的崗位上繼續支持"另一種電影"。——我們在新舊年度的交界點上、新舊電影的轉捩點上，提出這個宣言，我們渴望得到誌同道合的朋友給我們精神上的支援。
邀請簽名名單：
丁亞民、小野、井迎瑞、王小棣、王菲林、白羅、朱天文、朱天心、李道明、杜可風、杜篤之、丘彥明、吳正桓、吳念真、林懷民、卓明、金士傑、金恒煒、柯一正、胡台麗、侯孝賢、高信疆、奚鬆、馬以工、郭力昕、陶德辰、陶曉清、黃春明、黃建業、陳坤厚、陳雨航、陳映真、陳純真、陳國富、陳傳興、張起鳴、張昌彥、張照堂、張華坤、曾壯祥、焦雄屏、萬仁、詹宏誌、楊德昌、楊憲宏、廖慶鬆、齊隆壬、蔣勳、盧非易、賴聲川、王墨林、蔡琴、吳靜吉、張毅
1987年2月 《文星雜誌》104期
視頻推介 | 繆斯、情人，傻傻分不清。導演和女演員之間，真的有純粹的合作關係嗎？不管當事人是否承認，奇愛博士盤點7大經典類型，帶你走進最神秘的情感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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