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孟慶祥
（一）
人口結構問題才是中國未來幾十年麵臨的確定性非常強的難題。
中國人口結構大體上由這樣幾個事件決定：
解放後，戰亂停止，第一個人口出生高峰開始，大約是從1950年到1961年；
1962年，"三年自然災害"結束，人口帶來了暴漲，62~76年，15年間每年出生人口都超過2000萬，70年出生人口達到2800萬的高峰。
然後，就開始了計劃生育。上世紀70年代初，毛澤東發出"人口非控製不行"的指示。1973年，國務院成立了計劃生育領導小組。當年提出了"晚、稀、少"的政策，即鼓勵晚婚晚育，生育間隔至少三年以上，一對夫妻最多生育兩個孩子。從這個時候起，獨生子女越來越多地開始出現。
1978年10月，中共中央發布69號文件，提出一對夫妻生育孩子的數量"最好一個，最多兩個"。這是中央文件裏首次就公民生育子女的具體數目做出明確指示。
1979年1月，全國計劃生育工作會議召開，貫徹69號文件，在貫徹中把"最多兩個"去掉，變成了"最好一個"，獨生子女政策至此正式開始。
雖然80年就開始了嚴厲的計劃生育政策，但是由於育齡人口太多，直到1992年之後，年出生人口才穩定的降低到2000萬以內。
1994年到2015年間，中國出生人口始終在1600萬上下波動。是2016年1月1日，全麵放開了二孩政策，這一年出生人口超過了1786萬，也有統計說是1846萬，二孩及以上占比超過了45%。
（二）
上麵一段其實和本文的主題關係不大，隻是這些是非常重要的基礎情況，所以，我就上網找到再把重要的放在這裏。
下麵進入正題，即生育意願的問題。
1798年，馬爾薩斯寫《人口論》時發現曆史很大程度上是有人口決定的，他發現每當和平時期，人口便會指數增長，到了一定程度由於資源匱乏一定會引起戰爭，然後把人口消滅到一個比較低的水平，周而複始。
馬爾薩斯相當悲觀的認為生育是人的天性，不可遏製。
大約150年後，避孕技術開始普及。然後經濟發展進入了快車道，生產力的發展讓地球資源承載人口的能力大幅度提高。隨著生活的富足化，一個人們始料未及的現象出現了——經濟發達到一定程度，人們的生育意願開始下降。
即使是傳統上有多子多福的觀念，甚至有鼓勵生育的宗教也改變不了經濟發達——生育意願下降的規律。
人們的疑惑是為什麼經濟發展，養育能力提高，生育反而越來越少。這不符合理性選擇，更不符合動物本性。所有我們看到的高等動物都有生育並養育後代的天性，為什麼人的生育願望會下降呢？
這個邏輯隻是繞了一個彎，就迷惑了絕大多數人。
我們不妨假設一頭牛或者草原上的一種食肉獸，假設它們也有自由意誌，它們會選擇生育後代嗎？實際上是不會的。生育明顯非常不劃算，生育加養育付出太多，但沒有回報。
自然選擇是通過發情，性衝動等方式搞定生育。然後，給母性（哺乳動物），父母（大多數鳥類）賦予養育後代的本能，這樣就能保證物種的延續。
自然選擇並不考慮幸福，但一定會考慮存續，並且通過最簡單的行為模式來保證物種的延續。人和動物在這方麵基本沒有區別，但人有了自由意誌，又有了避孕措施，隔離了性和生育的關係，低生育率完全符合動物本能。
（三）
在有效避孕發明之前，人的生育是性行為的必然結果。避孕發明之前，各個民族也普遍存在溺嬰行為，雖然這種行為是違反養育本能的，但自由意誌的算計，會讓這種行為以一定的概率存在。
在經濟不發達時，喪失勞動能力的老年人要靠子女養育。多子多福的觀念的真正原因是回報規律在起作用。雖然，大多數人可能沒有這種算計，但一個社會習俗的形成總是有利行為統計結果的產物。
當經濟發到到一定程度，養老再也不用後代，於是，經濟規律又在默默的發揮作用，生育意願下降，少子化，丁克化的比例上升到一個較大的概率。
就全球情況來看，被認為是多子多福觀念濃重的華人生育意願相對更低。根據2015年的全球出生率的統計，華人的生育率都是比較低的，具體排名為：中國大陸1.55（排名186/224），倒數5名則分別為：韓國1.25（排名220/224），香港1.17（排名221/224），台灣1.11（排名222/224）澳門0.93（排名223/224），新加坡0.8（排名224/224）
2016年全國出生人口超1750萬，相比2015年的出生人口1655萬，僅僅增加了95萬；相比2014年的出生人口1687萬，也隻是增加63萬。總體來看，全國總和生育率（TFR）逐年緩慢下降是一個大趨勢，持續的低生育和少子化已經成為人口新常態。
也有人呼籲要采取更激進的鼓勵生育政策，如梁建章為了人口這個事還專門回美國讀了一個博士，他是激進生育政策的鼓吹者。我覺得中國總算在經濟上越過了人口生育意願榮枯線，不然對於我們這個實際可居住麵積很少的國家，這麼多人真沒法弄。至於由於人口眾多導致的國力更大其實就是一個偽命題，每個人生活和福利取決於他自己所得，從統計上人均比總國力對個人的意義大得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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