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一夜之間,《灰犀牛》火了,在第五次全國金融工作會議之後,《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指出,"既要防黑天鵝,也要防灰犀牛,對各類風險苗頭既不能掉以輕心,也不能置若罔聞"。
"灰犀牛"這個巧妙的比喻源於經濟學家米歇爾·渥克的著作《灰犀牛:如何應對大概率危機》一書,米歇爾·渥克認為類似以"黑天鵝"比喻小概率而又影響巨大的事件,"灰犀牛"可以比喻大概率且影響巨大的潛在危機。灰犀牛是非洲草原上常見的動物,它在灌木中若隱若現。當它剛開始撒開四蹄奔跑時,看起來緩慢而笨重,你認為有充足的時間躲避它,對它毫不在乎。但當它衝到你的麵前時,巨大的身軀加上慣性,已經刹不住腳,而你卻在原地被嚇得呆立,毫無反應。
這種比喻暗合中國現在的經濟形勢。有分析就指出,中國當前最大的三個"灰犀牛"分別是房地產泡沫、"貨幣貶值、資本外流"帶來的風險動蕩以及銀行不良資產增加。
美國CNBC報道《人民日報》警示"灰犀牛"式危機
其實,早在今年3月18日,《灰犀牛:如何應對大概率危機》的責任編輯,中信出版社副總編輯喬衛兵,在上海高級金融學院(SAIF)、中國金融研究院(CAFR)、中國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聯合舉辦研討會上,就曾提出了十個問題有可能成為或者已經成為灰犀牛式的危機問題,包括產權問題、逆全球化危機、貿易保護主義問題、歐盟麵臨解體的問題、歐盟經濟斷崖式下滑的問題、朝鮮核危機問題、人工智能發展的影響問題、養老金問題、人口問題、實體經濟和虛體經濟的關係問題。
紐約時報的報道《"灰犀牛"大企業威脅中國經濟》
他指出,灰犀牛危機的發生發展具體分了五個階段,一個是否認、不願意承認。二是得過且過,能拖就拖,比如我們有一些小的疾病和體製性障礙,不願意及時更正。第三,被迫承認。第四驚慌失措,倉促應對。災難已經來了,有點緊張,往往把一些小危機被迫升級為大災難,這也是一種非理性行為。第五是采取行動,及時止損,但這時候往往已經無力回天,災難已經來臨了。
下麵我們分享一下他當時的解讀:
作者:喬衛兵,中信出版社副總編輯、中國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媒體合作委員會委員。
正文
發言實錄如下:
很高興來到高金研究院。剛才我們聽了這麼多專家的發言,很受啟發,這麼多專家都是我們的老作者和正在合作的作者。感謝大家。
今天各位專家的發言大概涉及到資本市場、新技術、共享經濟、人口老齡化,尤其是魏老師非常獨特地脫離了他的經濟學家慣有的軌道,講了很多國際政治的理論,讓我們大受啟發。
周老師的人口理論,我很早就接觸了,因為他曾經和我探討了他的書的出版工作。到底人口因素是不是造成中國經濟下行的主要因素,我覺得還有其他更重要的因素,如勞動生產率等。
我結合我們的工作談談今天的話題。我們最近出了一本書,叫《灰犀牛》,今天也給各位老師們送了。根據《灰犀牛》所推出的概念,我大概給大家介紹一下這本書的觀點和我對中國經濟以及當前國內外政治經濟問題的一些疑問與思考。
今天主題所涉及的新舊動能的轉化,其實也是有關中國經濟增長的一些新舊因素的變遷。具體可能涉及供給側和需求側不同作用的思考,以及勞動力、人口、資本、全要素生產率等等要素在其中所起的作用的思考。這些思考背後的邏輯應該是關於這個時代確定性和不確定性大背景的思考。因為我們現在所處的這個時代是一個更具不確定性的時代。麵對這樣一個時代,我們是否可以用新的思維方式來思考。美國的米歇爾·沃克,一個女作家,女思想家。她針對我們已經推出的非常成熟的概念黑天鵝,提出了灰犀牛的概念。黑天鵝我們一般是指概率小的,但是影響很大的事件,也可以稱為一個危機。去年冬天我大概參加了十場左右的各種會議,幾乎所有的嘉賓、重量級學者言必稱黑天鵝。去年發生的最大的黑天鵝事件,一個是特朗普上台,一個是英國脫歐,後來還有韓國前總統樸槿惠被彈劾。現在我們稱之為灰犀牛的說法,是相對於黑天鵝而言的。如果說黑天鵝是小概率,那灰犀牛是指大概率的,大家應該識別,但因為我們的輕視,而沒有及時識別出來,導致破壞性極強的事件的發生。
灰犀牛危機的發生發展具體分了五個階段,一個是否認、不願意承認。二是得過且過,能拖就拖,比如我們有一些小的疾病和體製性障礙,不願意及時更正。第三,被迫承認。第四驚慌失措,倉促應對。災難已經來了,有點緊張,往往把一些小危機被迫升級為大災難,這也是一種非理性行為。第五是采取行動,及時止損,但這時候往往已經無力回天,災難已經來臨了。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2008年金融危機,很多專家認為,這個危機總爆發之前,有很多預警和信號,但我們沒有重視。另外是柯達公司,經過了幾個節點沒有實現技術更新,以至於最後宣布破產。這都是灰犀牛事件。
那如何應對管理灰犀牛危機呢?作者提出五個階段。第一,直麵危機,承認危機存在。二是區別對待,有輕重緩急。第三,不要靜止不動,而應該主動而為,並且製定一個自動觸發的防禦機製來積極應對。第四,不能慌張,應該占據有利的時機、地點、條件,進一步觀察危機進展,進一步著手解決危機。第五,不能浪費危機,要成為發現灰犀牛事件的人,並且控製灰犀牛事件的人,要成為敏感的人、勇敢的人,有智慧的人,要化危險為機遇。
通過對當前大家比較關注的國內國外的熱點問題的簡單梳理,以下十個問題是否可以定義為灰犀牛式的危機?比如產權問題、逆全球化危機、貿易保護主義問題、歐盟麵臨解體的問題、歐盟經濟斷崖式下滑的問題、朝鮮核危機問題、人工智能發展的影響問題、養老金問題、人口問題、實體經濟和虛體經濟的關係問題。這十個問題有可能成為或者已經成為灰犀牛式的危機,需要我們密切關注。比如其中對產權問題的思考,我關注多一些。
2016年11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出台了關於進一步完善產權保護製度,依法保護產權的意見,可能與去年外儲減少,彙率下跌,移民增加相關。今年2月15號在釣魚台召開的中國經濟50人論壇會議,主題就是"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產權、質量和動力",進一步說明了產權問題高關注度以及重要性。
另外,今天王廣宇教授也講到的人工智能問題同樣涉及灰犀牛危機。人工智能今年寫進了"兩會"報告,說明我們要重視人工智能的發展。百度在這方麵做得好一些,李彥宏寫的《智能革命》這本書馬上也要正式出版了。但是"智能革命"也可以引發新的潛在的危機,比如新技術的發展會導致傳統行業的一種顛覆性的變革,有時候會造成其他連鎖事件的反應。比如說智能技術的發展、機器人的發展,就會對勞動就業市場的結構產生影響。這樣的問題很多,需要我們提前研究。
最後,我們研究了這麼多灰犀牛式的危機,哪些有可能成為2017年的黑天鵝事件?比如2015年我們有股市危機,股災,去年又有彙市的危機,那麼今年我們有可能有哪些危機呢?運用危機理論和危機管理理論,我們可以進一步思考今年的股市怎麼樣、樓市怎麼樣,會不會形成新的危機事件?貿易保護主義對中國將產生什麼樣的影響,對中國經濟會不會形成危機事件?等等。
關於這些問題,也請教於各位專家。
謝謝。
《灰犀牛:如何應對大概率危機》一書金句
所有這些挑戰,都像是遙遠的地平線上對著我們虎視眈眈的犀牛一樣,最初的威脅都看起來很遙遠,但是它們靠得越近,阻止它們的代價就越大。然而,它們離我們越遙遠(我們讓自己相信它們離我們很遠),我們就越不會采取任何防範措施。危險警示存在的時間太長,就會使我們精疲力竭,讓我們覺得自己永遠都沒有戰勝它的機會;當危險靠近的速度太慢,我們就會變得驕傲自負,認為完全可以跳出它的行進路線,避開它。
智者都非常明白:越早發現警報越好,越早處理潛在的威脅越好。否則我們就得花大力氣去阻止危機了。總之,未雨綢繆總是好過亡羊補牢。但是,我們內心都有些截然相反的想法。一些違背常理的動機助長了惰性,使我們不能及時防禦明顯的潛在危險。
預測就是預測可能性,不是可避免性。預測變化無常的本質給決策者們的失敗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借口。他們可以指責預言太不確定、太不可靠,或者指責那些沒能給他們預測的人。兩句最常聽見的話是——"沒有人看到將要發生的事情"和"這一次完全不一樣"——灰犀牛事件發生時最典型的說辭。事前預言和後見之明都是智慧的產物。我們需要質疑那些借助如此的陳詞濫調來推卸責任、躲避處罰的人,因為他們沒有及時應對明顯的危險。
有時候,高概率不等於百分之百的確定性,就如同我們的天氣預報那樣,90%的下雨概率實際上意味著還有10%的無雨概率——盡管如此,我們還是會訂閱天氣預報,甚至會迷信地認為自己帶著雨傘,天就不會下雨;不帶雨傘,天就會下雨。有時候,預言沒能應驗,是因為我們事前發現了危險,並且采取了措施,它才沒有真的發生。多數情況下,很難界定到底是什麼導致了最終的結果。
大多數的個人和組織都沒能做到積極有效地應對巨大的潛在危險。重大危機發生之前的種種端倪其實都是一次次絕佳的機遇。意識到危機的存在並且能處理得當,這種與眾不同的能力會給那些善於思考的人帶來豐厚的利潤。
對比來看,灰犀牛類事件既是概率高的事件,又是影響大的事件。我們越是及早地應對處理,我們的損失就會越小。但不幸的是,這類事件離我們越是遙遠,我們就越是會放鬆警惕,不做任何防範。當這類危險真的靠近的時候,我們能做的就非常有限了。我寫這本書的目的就是幫助人們轉變思想,早早地發現遠處的灰犀牛類事件,在成功概率大的時候,就早做準備和預防。
最明顯的事情總是會得到最誇張而非最有效的解決方案。
灰犀牛理論是一張路線圖,有助於我們從未能避免的危險災難中吸取經驗教訓,並且把經驗運用到未來的決定中,讓我們不僅能避免危機的發生,減少生命和財產損失,而且還能給自己創造機遇。
躲避灰犀牛的侵擾,方法不一而足:可以是直麵危機,化危機為機遇;也可以是避免損失,或者,至少也是減少損失。適時的預防可以使局麵發生戲劇性的轉變。它可以使危機不再繼續惡化,就像2008年金融危機後的激勵措施一樣。很多時候,損失已經無可挽回,事情也無法回到初始狀態,但是,如果我們能把損失控製到最小,也不失為一種進步。如果不能做到避免災難,那麼維持現狀也是一種不錯的選擇。
事故最終之所以會發生,就是因為我們不願意正視它。我們不做任何進一步的追問,因為我們不願意知道答案。我們害怕知道答案後,就不得不去處理各種麻煩棘手的問題,更害怕事情不能像我們期待的那樣往好的方向發展。麵對將要發生的事情,我們總是過於樂觀,無視十拿九穩的事情也可能出錯的事實。
即便是我們已經清楚地意識到了當前存在的危險,我們仍然不會采取適當的行動去預防災難的最終發生。因為,當我們處理有關政治和金融問題時,很多導致我們犯錯的動因在我們的頭腦中已經根深蒂固、牢不可破:過於急功近利、目光短淺、資源分配不均衡以及對風險的低估甚至是誤判。結果,無論世界上的預警係統設計得多麼精良,也無論它的聲音是多麼的驚天動地,我們都不能真正指望它去喚醒我們的領導者們,去促使他們做自己該做的事。很多時候,我們承認危機預警準確無誤,但是我們仍然會按兵不動,直到大禍臨頭,有時甚至是直到一切都無法挽回時,我們才會幡然悔悟。
近年來,行為經濟學者們已經證明:很多認識偏差會阻礙我們保護自己的最大利益。他們的研究讓人們看到:各種違背常理的認知和情緒,甚至是不理性的動機,在我們的思想中根深蒂固,某種程度上促使我們做出了種種錯誤的決定。在本書的第二章和第三章中,我們將一一展現這些認識偏差,並提供有效的應對策略。第四章探討的是另外一個必須解決的難題:錯誤的思想動因、結構性障礙、個人得失的錯判等。這些都是導致個人、企業和政府機構無法適時行動、未雨綢繆、防患於未然的罪魁禍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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