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ch & News Come Along with You: “這是新導演的黃金時代嗎？”，一群想拍好電影的人沒有答案，但有話說

為什麼他們會走在這條路上，為什麼他們願意付出自己的時間。

7 月 20 日至 30日，從上午到晚上，青海西寧西城區的幾家影院一直在放一些"特別的電影"。它們的觀眾也挺特別：電影參加展映的劇組、媒體、來選片的電影公司，還有一部分影迷。

FIRST 青年電影展辦到第 11 屆的時候，已經頗有一些獨立電影節的模樣。45 部影片入圍，每一部結束展映的時候，影展執行官李子為都會陪同導演和觀眾互動；在電影開始前，則一如既往重複那句隆重的開場白："當燈光暗下的時候，電影在眼前；當燈光亮起的時候，電影在心中。"

"這是新導演的黃金時代嗎？"影展上的一場論壇幹脆打出這樣昂揚的議題。

新導演的確是人們關注的焦點。他們各不相同的背景在如今的電影行業顯得格格不入，但拿出的作品，卻無一例外被譽為"真誠、有突破力、願意捕捉真實世界和真實情感"。在普通人還不知道去哪裏觀看這些電影的時候，他們已經得到了帶著惺惺相惜之情的反饋。

《好奇心日報》用一組問題和其中 8 位電影人交流了一下，我們想知道的很簡單：在現在這個氛圍下，他們到底在想什麼。

他們決定拍出人生第一部電影，"今年一年，明年一年，就過去了，那最後怎麼樣呢？"

蔡成傑是今年 FIRST 影展的贏家。他的《小寡婦成仙記》講了一出荒誕的魔幻寓言故事，拿到最佳劇情/導演兩個大獎。

此前，37 歲的蔡成傑是一位央視普法欄目劇的導演，但已經為夢想籌備多年："現在人家都說，你怎麼著，突然冒出來一部（電影）。其實真不是突然，從十年前就一直想進（行業），這十年間一直在找機會。"

蔡成傑今年過年前寫好了劇本，大年初八回河北老家平泉縣開機。他和攝影師兼合夥人搭檔焦峰兩人掏的預算，隻夠支撐 9 天拍完。但至少這 9 天，他按照自己的想法拍。

他對《好奇心日報》說："第一部作品，怎麼著也要站著好好地把它拍了。處女作要拍點自由的東西。"

而當回答為什麼到今年有這個衝動，以及為什麼不像其他新人一樣，或許從視頻網站從更低門檻開始迂回前進時，蔡成傑給了一個現實的答案："我覺得到了我這個年齡，就是真正做點想做的吧。""要不然你會越來越難受，你到了 40 歲，你再到了 50 歲，你再去看人家，那就更覺得難受。"

"今年一年，明年一年，就過去了，那最後怎麼樣呢？"

周子陽 2013 年從廝混的公司裏辭職，開始正式寫《老獸》劇本時，腦海中是同一種衝動："13 年我 30 歲，辭職了，也結婚了。我們當初找投資不是特別好找，但是呢，我年齡已經上來了，身邊朋友們年齡都上來了，他們看到我非常執著地在做這件事，都願意幫忙。當時想 16 年不管怎樣，要把這個電影拍出來。"

但周子陽更加幸運，他聽說了 FIRST 影展的創投會——去年，他在那裏碰到了賞識《老獸》劇本、願意給予投資的王小帥導演。

這裏還有另一種故事。少年人往往因為"莽撞"，無論成果如何，就這麼大膽地起步了。頒獎禮主持人崔永元，特別提到"有一部隻花了 4000 元的電影"——他說的是大學生張文龍導演的《南京南》。

張文龍很幹脆地稱呼自己的電影"爛片"。但其實這盡管遠非一部成熟的電影，但有一些閃光點。張文龍捕捉到了自己以及很多同齡人的一種常見迷茫。他把它寫成台詞："畢業之後要幹什麼？""不知道，開個黃燜雞吧"。

每個導演創作的"鑰匙"都不一樣

"荒誕"——這是《小寡婦成仙記》和《老獸》兩部電影放映後，觀眾給出的一樣的評論關鍵詞。

但另一方麵，這又是兩部路徑完全不同的影片：前者是通過一個"怪力亂神"的仿民間故事；後者則是通過一個複雜的父親形象。

《都靈之馬》的導演、匈牙利人貝拉·塔爾說，電影最強調"不同的個體"，他曾對他的學生說："現在已經 21 世紀了，拍電影沒有什麼局限性，可以拿手機拍電影了，你就放手去做吧，不要害怕，自由一點……你需要建立你自己的電影拍攝手法，和你自己對電影的理解。"

幾個導演也有自己的說法。

蔡成傑想要一個獨特的故事支撐形態："我挺喜歡找一些比較東方的敘事，比如說（模仿）《紅樓夢》的判詞，先把結果給你擱著，回來還能再看到，哦，這個人早就在這裏。"

他說想要追求類似"留白"所營造出的迷人"多義性"："比如說《聊齋誌異》講一個人、一個狐狸。它跟你講一個意猶未盡的簡單小故事。但是你可以見到人性、見到真性情，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理解。"

周子陽的出發點或許更加私人，也更加感性——這幾年，他很強烈地感到家鄉呼和浩特市，在經濟發展之後，人們的精神世界經曆了變形、破碎，人和人的關係開始改變。

周子陽自己經曆過這樣的"破碎"際遇（他的高考因為"意外"被判定零分，同年又經曆了最好朋友的車禍去世）。他複讀升學後，"開始大量地看文藝片、看哲學書……好像從裏邊受到了一些啟示，不自知地想做這樣的一個電影。我想通過電影來告訴那些最重要的人，告訴他們生命是怎麼回事，我所理解的命運是怎麼回事。"

就像其它各類藝術一樣，電影能夠幫助疏解人們的困惑，無論是觀眾還是作者本身。

黃驥和丈夫大塚龍治執導的《笨鳥》獲得了"最佳藝術探索獎"。這部電影講述了湖南小鎮 16 歲留守少女林森，渴望得到愛情，偷手機賣給不認識的男人，卻讓她遭遇了殘酷經曆。

黃驥對《好奇心日報》說："其實電影講的是一個女性，她在成長的過程裏麵，她不知道自己想要什麼東西，但是她又想要什麼東西，她在這個尋找的過程裏麵，總是要去依靠一個人，一開始依靠朋友，後來依靠男孩，也試圖依靠媽媽、外公，最重要的是還包括中間，她會依靠手機……但是到最後的時候，她覺得依靠 TA 們都沒有用了，就是隻能依靠自己。"

這幾乎就是黃驥自己的生長軌跡。從老家走出，電影學院畢業之後，她拍了兩部電影《雞蛋與石頭》《笨鳥》，拍的都是她最關心的——女孩的親情、友情和愛情，小鎮環境中的渴望、性困惑。黃驥過去的不解，得到了一一釋放。她因此說她是幸運的，"我找到了一種轉換的方式"。

理想、錢、能力、合作、戰鬥……甚至還有"僥幸"

早在影展之前，紀錄片《塑料王國》就因為在互聯網上流傳的 28 分鍾"媒體版"而聲名大噪。這部拍攝三年、製作整整六年的影片，聚焦中國進口廢塑料回收產業，曾在全球最大的紀錄片電影節第 29 屆阿姆斯特丹電影節上獲得了"新晉單元評委會特別獎"。

導演王久良更傾向於將自己的工作稱為一個"項目"——影像、文字、圖片都是達到目標的手段；目標則非常直接，"你如何把你的項目，通過媒體的擴音器傳播出去，讓所有人看到這個事實，進而倒逼政策的改變。"

在放映後和觀眾的交流中，王久良激動之時像誦讀信仰般說道，"生而為人"。

他在之後接受《好奇心日報》采訪時說，其實出發點一定還是善意："你懷著非常美好的願望，打開你的眼睛去看到一個美麗的世界，是吧？我們都這樣去想，結果你發現美麗世界裏麵有點小瑕疵，就跟一個畫一樣，如果把小瑕疵給蓋掉，會越來越完美，而不是滿眼黑暗啊，到處都是敵人，我覺得不是的。但凡那種憤怒的人，他一定是向善的，一定是凡事都渴望美好的。那種傻逼正能量，那絕對不是蠢，就是壞。"

他不願意說具體的困難，盡管就連危險也是"家常便飯"。他覺得這恰恰到了體現導演能力的時候，"那是戰鬥，對手越強大，你越強大。就像打乒乓球一樣。你就麵對這些問題，你就去戰場，就去戰鬥，是吧？你就去花錢，錢沒了你就去找錢，有本事找來，沒本事就找不來，是吧？"

王久良，1976 年出生於山東一個農民家庭，靠著販賣手機和蔬菜攢夠大學學費，直至 26 歲那年進入中國傳媒大學學習攝影。他 2000 年代的攝影作品《往生》、《垃圾圍城》等受到關注。他感到影像更有力量，2010 年將《垃圾圍城》衍生出了一部紀錄片，再之後就是《塑料王國》。

王久良說這些年自己最大的一個轉變，是意識到"合作的必要性"，"我意識到這不再是一個生產單打獨鬥英雄的時候。這是一個邪惡的時候，任何一件事情做成，越是大事難事（越要合作）。"

不過，當被問到六年是如何堅持下來，王久良說："不是堅持，而是僥幸躲過了。從戰場上走下來的人，沒有人說自己是勝利，僥幸沒死而已。"

"給下一代太平盛世的備忘錄"

Ruby（陳玲珍）作為《塑料王國》和《笨鳥》兩部電影的製片人來到了影展。

她是"CNEX 華人紀錄片提案大會"的創辦者之一。後者相當於一個紀錄片基金會，在香港、台北、北京都設有分部，每年從讚助商等各方募得 150 萬美元左右預算，每年設一個年度主題（2017 是"承諾與承擔"），來征集各地的創作者。他們監製過獨立導演杜海濱的兩部知名之作：以試圖掙脫土地束縛農民為對象的《傘》；和以汶川大地震為主題的《1428》。

作為現任 CNEX 執行官的 Ruby，向《好奇心日報》表達了創辦初衷，也是官網上明顯的標語，"給下一代太平盛世的備忘錄"。"我們覺得，華人世界在 21 世紀肯定是一個大力發展的過程，但在這個過程中，它肯定會伴隨著出現很多種好的、不好的，各式各樣的事情。紀錄片本身對於發生的事情是一個很好的（備忘錄）。"

"第二個原因是要跟當代的年輕人溝通，跟未來的年輕人溝通。我們覺得就是用影像溝通，已經是不可避免的趨勢了，所以與其等著被動，還不如早點主動。""中國，尤其是對所有 80 後的人，基本上他們生出來以後，他們其實就也沒有什麼災難，然後都是特別順風順水過日子，而且他們在長大的過程當中，其實是接受了大量的影像的熏陶。他們理解世界，很多是要通過影像的方式。"

Ruby 解釋挑選創作者的標準："第一個考量的，肯定是說這件事情重不重要；然後，這個導演能力是不是夠；第三個，我們可以提供的協助是有用的，還是沒有用的。這是我們的出發點，至於影片到最後完成還有一個很長的過程。"

當前輩們都在談論"台灣電影沒落"，新人們要怎麼辦？

當評委之一、台灣藝術家陳界仁上台頒獎時，他的發言是感歎的——關於市場已經換了方向，"台灣電影走向沒落"。而主持人崔永元在介紹施南生時，是用調侃的語氣說這件事，"我看到您監製電影中有《龍門客棧》，那是一部非常好的電影，自從那部電影之後，香港電影就走向了沒落。"

新人的感觸更加直接。台灣電影《川流之島》的導演詹京霖向《好奇心日報》描述了電影之外，大環境的動蕩："因為這幾年的經濟真是一落千丈，特別是年輕人就會情緒化，所以台灣這幾年出現了很多社會事件，比如無差別殺人。很多年輕人看不到未來，他感到這個社會並沒有給他一個承諾，比如說我隻要打拚五年、十年，我就可以怎麼樣。所以他們感覺特別的絕望。"

《川流之島》本身就是以台灣"國道收費員"事件為背景：2013 年 12 月 30 日，台灣國道全麵改為計程收費後，原收費員因此麵臨失業，現實中導致了長期抗爭事件。電影並未著力於抗爭，而是描繪了一位女員工，在麵臨失業、兒子遭到"強奸"指控的痛苦中，和一位客車司機開始了金錢搭建的情欲關係。影片結尾，車燈閃爍之中的收費站，就像是"川流"之中的島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