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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9月7日星期四

西方的混合威脅

知遠戰略與防務研究所/威遠 編譯

自:俄羅斯《獨立軍事評論》周報2017年6月2日

 

 [知遠導讀]本文主要分析了俄羅斯目前麵臨來自美西方國家的混合威脅的性質、特點,並在此基礎上提出必須對混合威脅予以"混合應對",文章強調了集體安全條約組織及上海合作組織在維護地區乃至國際關係穩定中所發揮的關鍵作用。文章編譯如下:

全球化導致的趨勢之一就是國際、地區和國家安全所麵臨挑戰、威脅的非軍事部分有所增加,有些甚至是全新的挑戰和威脅。在現代信息社會中,使用武力、強力手段的危險、冒險、挑戰和威脅存在的同時,控製居民世界觀以實現完全掌控和外部控製的方法,越來越頻繁地成為對被侵略對象國家的影響手段。

圖1.航母突擊群通常用於展示武力,而不是作為實際的戰爭工具

傳統的各類軍事安全挑戰、威脅存在的同時,使用非軍事手段達成政治和戰略目的變得越發重要,在部分情況下,其效能要大大超越軍事手段。非軍事手段需要輔以隱蔽的軍事措施,其中包括信息對抗措施,特種作戰部隊行動,利用居民中的反對勢力。非軍事手段爭奪空間的主體思想是:將設計好的世界觀強加於潛在敵人,以此來征服其整個統治體係。與此同時,信息影響能夠改變國家的主要地緣政治潛力——國家精神,文化,人民的道德精神狀態。對於俄羅斯,集體安全條約和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來說,大量非軍事性質威脅的根源是地緣政治敵人美國,北約,其盟國和部分夥伴國,它們長年以來在後蘇聯空間、近東和中亞采取係列信息-心理行動,破壞人民的思想意識和民族文化認同,設置發展障礙和促成衰退,建立間諜網絡。

這些行動的目的是:破壞發展的主觀性,刺激對抗升級,推翻執政精英和支持願意接受外部控製的反對派。

不同的觀點

軍事分析人士對未來威脅的爭論還在繼續,同時存在兩種相互對立的不同觀點,分別基於打擊叛亂分子(葉夫根尼·梅斯涅爾所說的非傳統戰爭或者暴恐戰爭)和傳統戰爭。

接受這種對未來衝突的二分法觀點,一方麵,簡化了國防計劃的製定,以及後續關於力量結構和資源分配方麵的決策。

另一方麵,部分現代衝突實踐(如,2006年以色列和"真主黨"之間的戰爭,真主黨善於將遊擊隊和正規軍,也就是軍隊和民兵結合起來)表明,敵人不再局限於使用各種完全不同的軍事行動方法,而是使用全部的戰爭樣式,而且通常是同時使用。敵人綜合使用各種混合手段是為了達成非對稱優勢。

因此,必須要相應綜合現代多維衝突中使用的軍事和非軍事樣式,手段,方法和技術。21世紀初,美國理論家提出,當時對衝突的二分法模式之外將出現第三個組成部分——混合戰爭。既不屬於戰爭時期,也不屬於和平時期的行動就屬於混合戰爭。比如,美國將軍邁克爾·伊舍伍德在專著《混合戰爭下的空中力量》中,提出了自己對混合戰爭中界限偏移和模糊的理解:"它(混合戰爭)消除了常規戰爭和典型非常規戰爭之間的區別"。

在混合戰爭中,威脅的概念涵蓋了新型一體化、複合威脅,通常被稱之為混合威脅。"混合威脅"這一概念包括了廣泛的敵對環境和企圖,比如,網絡戰爭,非對稱低強度軍事-武力衝突背景,全球恐怖主義,海盜,非法移民,腐敗,種族和宗教衝突,資源安全,人口問題,跨國犯罪,全球化問題和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在"北約雙邊戰略司令部最高作戰指導構想(NATO's Bi-Strategic Command Capstone Concept)"(2010年)中,混合威脅被定義為:能夠同時使用傳統和非傳統手段以達成自身目的的敵人所構成的威脅。

混合威脅係統具有係列特點,保證其在混合戰爭各個階段的有效運用。這種係統的破壞力要比組成係統的威脅總和的破壞力要大得多。這種威脅作用的"聚能效應"由係列相互依存的預先和執行措施體係來實現,在目標國境內外的大量參與者協調實施行動。善於利用形勢快速發展的影響因素,使用軍事和非軍事手段賦予進程必要的方向性有助於勝利的達成。對混合戰爭各個階段有針對性的預測和戰略籌劃使得混合戰爭戰略具有毀滅性的能力。

為了在國家和國際層麵組織對抗,預先在"哪些行為屬於侵略"這一問題上達成一致非常重要,比如,可以是潛在的網絡攻擊,要確定其源頭和合法的反製措施。或者如何處理能源安全保障問題和主權國家對其所屬自然資源的支配權之間的關係。尤其迫切需要在集體安全條約組織和上海合作組織框架內製定這種協商機製。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在美國和北約,混合威脅不僅成為了理論研究的對象,還越來越頻繁地進入實踐層麵。

北約和歐盟的9個國家今年4月11日在赫爾辛基簽署了關於建立歐洲對抗混合威脅先進經驗中心的備忘錄,該中心將與北約位於裏加的戰略傳播中心和位於塔林的網絡防禦中心建立協作。"三大中心"的部署位置完全符合美國蘭德研究公司2017年初編寫的報告《波羅的海國家的混合戰爭,危險和潛在回應》(見獨立軍事評論2017年4月7日-14 日的第12期)中所提出的方向。報告特別集合了北約和歐盟成員國蓄意反俄活動的方案,同時也是利用"臭名昭著"的俄羅斯恐嚇中立國——瑞典和芬蘭的又一嚐試。

因此,有必要審視一下混合威脅的獨特性究竟在哪?使其成為現代衝突——混合戰爭和顏色革命恐怖的武器。

威脅的特點

混合威脅具有以下特點:威脅的根源是國家,國際恐怖主義,民族主義和偽宗教組織,跨國犯罪組織,寡頭集團。很明顯,美國和北約對"混合戰爭"和"混合威脅"概念采取了主觀主義宣傳方法,誣陷俄羅斯是這一概念的"始作俑者",稱其要為這些概念的付諸實踐負責。而與此同時,自己卻已經在巴爾幹、伊拉克、利比亞、敘利亞廣泛使用了"混合的"鬥爭方法,目前正用於損害俄羅斯、中國、伊朗和其它很多國家的利益,對此,華盛頓卻視而不見。

最初,混合侵略的目標國所麵臨威脅的根源可能是內部的,也可能是外部的。內部威脅的產生是由於國家不能有效解決社會的必要問題和任務,保障每個公民的安全以及物質和精神的發展。

在現代條件下,很多國家麵臨這類威脅中最迫切的是腐敗,維護國家和公民利益的三權分立之間製約和平衡體係的欠發達,社會經濟關係的不完善和不公平,民族和宗教矛盾,民族國家統一思想的缺失,武裝力量和護法機關薄弱,邊界監控力度不夠。

軟實力不夠強大是導致國家脆弱的重要內部因素,軟實力決定了國家對於本國居民和外國人民的吸引力。國家吸引力不夠將使其成為敵對勢力文化-世界觀擴張的對象。

混合威脅的外部根源是利用自身能力破壞目標國經濟,給予軍事壓力,采取破壞性信息-心理行動的國家和非國家機構。

威脅的組成取決於製造威脅者的能力和目的,也取決於作用對象的薄弱點。

威脅的規模和範圍,決定了其作用的區域邊界,取決於威脅對象的數量和可接近性,及其預先發現和研究的能力。

最後,混合威脅的混成特點使其不僅能夠成為混合戰爭的催化劑,部分情況下,還能用於引發顏色革命,顏色革命條件成熟的土壤通常依賴混合戰爭。與此同時,需要指出的是,一般而言,顏色革命是基於自身條件發展的特殊現象。

混合威脅的複合型使得發現其根源變得十分困難,通常該根源是隱蔽的。通過這一方法建立的不確定性大大降低了遭受襲擊國家或者國際社會對此的反應速度。

綜上所述,可以發現,混合威脅是對國家或者國家聯盟構成直接損害危險的征兆。同時,對威脅的預測並不能準確確定其內容和造成損失的嚴重程度。因此,製定行動計劃和籌備消除混合威脅所必要的資源具有係列不確定性。

構成這種不確定性是混合威脅的重要特征,其基礎是敵對國家和非國家主體聯合使用各種戰略、方法和可能性達成非對稱優勢的能力。

因此,混合威脅是為達成破壞目的,多層次、動態組合、協調使用常規和非常規部隊,恐怖主義和犯罪分子,民族主義和偽宗教組織。政府和非政府組織在行政、金融、文化-世界觀領域,網絡空間和太空采取的破壞行動是混合威脅的重要根源。

如何抵禦悄然而至的侵略

對抗混合威脅需要製定並係統落實一係列樣式和內容不同的(混合的)、相互關聯的政治、外交、軍事、經濟、信息和其它措施,旨在預防或者削弱來自侵略國(國家聯盟)的破壞性行動威脅。

俄羅斯國家利益麵臨的混合威脅包括幾類威脅,成功抵禦這些威脅需要有計劃地對形勢發展做出戰略預測,預先製定計劃。目前,可以列出一係列促使新威脅出現,或者提升現有威脅危險水平的國際和國內形勢發展趨勢。主要包括:

國際關係中不斷采取單邊、武力的觀點對國際形勢穩定和可預見性產生消極影響,比如,美國憑借臆造的借口打擊敘利亞空軍基地,朝鮮周圍的"航母外交"。國際組織影響世界局勢發展的權威和實際能力的削弱加劇了這一趨勢的發展;

美國與其它世界政治重要參與者之間矛盾激化,其中包括美俄中三邊關係,美國伊朗以及俄與北約關係。伊拉克,敘利亞,阿富汗,近東,中東,南亞和非洲部分國家,朝鮮半島的衝突對國際安全的破壞性影響持續發酵;

美國和歐盟對俄實施經濟製裁,引發財政經濟危機,其造成的損失總額與使用武力相當;

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落入恐怖分子之手的威脅不斷提升。國際反恐協作搖擺反複;

全球信息對抗加劇,網絡空間和高技術領域違法活動形式的不斷發展;

俄羅斯地緣政治敵人支持民族主義情緒,排外主義,分離主義和包括以宗教極端主義為口號的暴力極端主義的戰略;

與失控非法移民,毒品貿易和人口販賣有關的威脅;

資源爭奪加劇,其中包括在近東,巴倫支海大陸架及北極其它地區,中亞的裏海海域;

美國和北約在歐洲部署全球反導防禦係統的行為是國際安全領域中不穩定性和不確定性的強大助推器,北約在俄羅斯邊境軍事活動的增加。

以上隻是簡要列舉了一下"刀鋒"直指俄羅斯的混合威脅,還遠未包括全部混合威脅,但己足以將混合戰爭作為俄羅斯國家安全最迫切的威脅。此外,綜合利用混合威脅,將其作為在目標國或國家同盟內製造不穩定的外部施壓工具,這己經不僅僅是內部威脅,對整個全球安全體係也是巨大的危險。

分階段多維衝突戰略

必須認識到,冷戰結束後,西方團結一致針對俄羅斯的混合戰爭己經成為國家間對抗的全新樣式。

西方針對俄羅斯的現代混合戰爭的本質和內容包含1945至1991年間冷戰所具備的總體特征和規律。這裏指的是兩次衝突的全球規模和連續性,以及每次衝突都具有關鍵的部分——冷戰中的意識形態部分和全球混合戰爭中的文明部分。構成每個部分的基礎是根本不同的世界觀形態,如果其代表方取得勝利,每種世界觀都有可能或者將會形成人類的主要精神核心。世界觀是作為混合戰爭在文化-世界觀領域重要組成部分的信息戰爭的戰略目標。

俄聯邦信息安全學說中強調:"信息領域是社會生活的係統構成因素,對俄聯邦的政治、經濟、國防及其它安全產生積極影響"。文件(信息安全學說)中所列出的信息領域的大量威脅進一步豐富了戰略遏製的種類(核,常規力量和網絡),即通過對潛在敵人的信息資源目標實施大規模專門影響來實現戰略遏製。在信息對抗領域使用這種遏製方法是混合戰爭的重要資源。

無論是冷戰,還是混合戰爭都伴隨著社會和軍事領域的革命性變化。冷戰中,軍事領域的革命源於核武器的出現。在混合戰爭中,全球化和信息技術的發展成為決定衝突樣式和方法革命性改變和產生新型衝突的決定性因素。這兩大戰略因素的作用對整個國際社會發展以及軍事戰略產生了影響。

新的戰略因素的出現和發展決定了混合戰爭戰略的質的改變,根據形勢、情況的不斷變化,通過製定目標,總體籌劃,係統運用打擊敵人的措施達成戰爭勝利。

政治學家亞曆山大·弗拉基米羅夫認為,現代戰爭的最高樣式是"文明戰爭,也就是文明存在價值的戰爭"。價值戰爭中的勝利者贏得的不是空間,甚至也不是戰敗國家資源的支配權,而是決定其將來的權力。

價值戰爭構成了混合戰爭戰略的核心,其主要目標是保證後續逐漸、有計劃地掌控國家(混合侵略目標)生活的方方麵麵,首先是要控製其民眾的精神。

20至21世紀之交,在並未出現大規模正規軍衝突的情況下,美國和北約在烏克蘭、外高加索和中亞地區采取了混合戰爭戰略——分階段多維衝突,該戰略的最終目標是要攪亂俄羅斯和歐亞空間。

衝突的第一階段,在烏克蘭和格魯吉亞成功實施了受操縱民眾參與的顏色革命,國家開始受到外部控製。同時,使用非正規武裝,特種作戰力量和"暴恐戰爭"戰術的軍事措施與信息、網絡空間的對抗相結合,施加經濟和政治壓力。

第二階段,將戰略延生至外高加索國家、中亞和中國。之後應當是旨在破壞和瓦解集體安全條約組織、獨聯體、歐亞經濟聯盟和上海合作組織的新措施。任務是要在俄羅斯周圍建立反俄政權地帶,同時對俄增加各種壓力。

它們希望,歐亞空間的混亂以及中亞國家的不穩定導致中亞國家前往俄羅斯的難民數量急劇增加。難民潮的爆發將導致國內(俄羅斯)嚴重的經濟困難,對國家安全構成威脅,種族間緊張形勢加劇。中亞部分邊境地段目前仍然缺少管控,決定了恐怖分子"滲透"進入俄羅斯的可能性高度存在。因此,需要大幅提升國境的警戒水平,加強對移民的監管。麵對越來越現實的威脅,應當通過鞏固國土防禦,加強國家近衛軍建設,吸收哥薩克(還有待恢複)保護邊境來予以應對。

在此背景下,在現有一體化聯合體(上海合作組織,歐亞經濟聯盟,集體安全條約組織,獨聯體)框架內,維護歐亞地區的安全和穩定是俄聯邦最重要的戰略任務。

最後,在結束階段,破壞活動數量達到一定的臨界值後,通過外部作用和內部因素共同發揮效能,建立孤立地帶,對俄邊境地帶施壓,將造成國家(俄羅斯)經濟癱瘓,挑起大規模反政府活動並促成國家政變。政變的最終目的是親西方勢力上台,完成俄羅斯分裂進程。

在這一背景下,必須堅持俄羅斯武裝力量既定的優先發展方向——完善導彈-核盾牌和空天軍。與此同時,武裝力量並不善於應對大量民眾參與的破壞活動。針對俄羅斯使用的混合方法需要基於軟實力的"混合應對",包括基於社會-人道主義常識的公共外交能力。

俄羅斯的經濟模式需要重大調整,其結構性問題在不斷累積,維持現有的財政經濟政策和管理政策並不能走出危機。必須進行改革,集中對經濟的領導,實現金融體係的自主化。

俄羅斯為什麼需要盟友

集體安全條約組織軍事潛力和團結程度的進一步增強,上海合作組織政治潛力的鞏固,以及在上海合作組織框架內采取實際措施鞏固中亞地區的互信合作對俄羅斯來說具有特別的軍事政治意義。

集體安全條約組織的地位非常重要,根據俄聯邦2020年前國家安全戰略,集體安全條約組織將在對抗地區挑戰和威脅中發揮關鍵作用。

集體安全條約組織的戰略方針是不幹涉組織成員國的政治進程和政治生活。而顏色革命戰略的目標恰恰是政治和文化-世界觀領域。後蘇聯空間內顏色革命的特點就是其非暴力性。但是,在吉爾吉斯斯坦顏色革命係列事件中,西方地緣政治專家出了差錯,使吉爾吉斯斯坦滑向"破產國"地位,麵臨國內戰爭並喪失國家主權。憑借與俄羅斯的同盟關係,基輔獨立廣場發生的類似事件一度遭到製止,吉爾吉斯斯坦也保全了主權和完整國家的地位。

從吉爾吉斯斯坦的經驗可以看出,顏色革命作為一種現實威脅,應當不僅僅被看做是對集體安全條約組織成員國國內局勢的外部幹涉和外部影響。在每個國家內部,都必須準確預測激化社會經濟形勢,挑起國際和宗教紛爭,甚至可能導致國家合法政權遭顛覆的國家政權決策的可能消極影響。部分盟友必須堅決放棄腳踏兩隻船的想法,一方麵與美國"眉來眼去",一方麵又指望得到俄羅斯和集體安全條約組織的支持。有些時候,這種政策可能會落空,不幸者可能不得不單獨麵對可怕的敵人。

如今,與冷戰時期及冷戰之後的一段時期不同,主要的國際角色及其盟友不得不重新麵對整體的不確定性,企圖改變國際環境,包括通過使用基於混合戰爭和顏色革命的、精心策劃的破壞戰略。似乎這些戰略的使用者還存有僥幸,希望能夠控製所有從他們的潘多拉之匣中釋放的災難和不幸。

早在十七世紀,法國學者加布裏埃爾·諾德就在著作《對國家政變的高級策略和手段的政治思考》中首先指出了為實施國家政變,反對派、國家精英代表為奪取政權,或者為了將國家交由外部控製,而采取的破壞活動的結果的不可預見性:"雷電在被聽到之前就已經從天而降。祈禱在鍾聲響起之前就已經開始。有些人在遭受打擊的時候還認為是他自己在打擊別人。從未預料到苦難的人在遭受痛苦,自以為絕對安全的人在走向死亡。這一切都在夜幕和黑暗的掩蓋下,在暴風雨和混亂中發生著"。

略顯悲觀的中世紀預言直至今日仍然發人深省。現代各種反複無常的衝突並不總能打開局麵,反而經常會讓各種變化的發起者單獨麵對新的、不可預測的危險。(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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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編輯:黃瀟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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